從長遠看，“再全球化”將超越地緣政治對國際關係的影響。無論是在烏克蘭事件，還是我國周邊事件上都是如此。歷史上的歷次科技革命，除第一次發生在英國，其它幾次科技革命都發生在美國。本輪科技革命如果由新工業革命和能源革命引領，經濟發展的新趨勢將超過地緣政治對國際關係的影響。分析亞太安全形勢，譬如中美、中日關係等，我們都應關注“再全球化”的經濟影響。
第二個問題，中國在亞太地區尤其是周邊地區的經濟戰略和安全戰略是否協調？這反映了中國作為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在制定對外戰略時是否成熟。
中國對周邊國家的政策有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主要是2012年以前，我們強調“經濟優先”和“以經促政”。中國的亞太經濟戰略尤其是自貿區戰略，不僅是獲取經濟收益，也有比較明確的地緣政治目標。為建立自貿區，中國投入了大量的經濟資源，中國—東盟自貿區、中日韓自貿區等諸多自貿區的建設比較順利。雖然日本首相鳩山下台後中日韓自貿區的推進受到影響，但總的來說“經濟優先”和“以經促政”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第二階段，近兩年中國對周邊國家採取了一些強硬政策，強調中國對爭議島嶼和海域擁有主權。主要由於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和安倍右翼政策的影響，東海和南海的地緣政治衝突升級，經濟合作尤其是自貿區的諸多談判都受到明顯的負面影響，如中日韓自貿區。浪費了不少我們實施“經濟優先”和“以經促政”政策時曾投入的經濟資源。
第三階段主要是以APEC第22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為標誌，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政策調整階段。中國利用APEC的主場外交，大打“經濟牌”。
在APEC峰會上，我們主要打了兩張“經濟牌”:一是啟動全面的、高品質的，並且涵蓋下一代貿易投資議題的亞太自貿區，以整合現有的“10＋3”、RCEP和TPP等自貿區。亞太自貿區的地緣政治目標主要是針對美國為主導的TPP，體現了中美的主導權之爭。中韓自貿區結束談判也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成果，對東北亞有很大影響。從經濟角度看，中日韓自貿區的效益大於中韓自貿區，但由於受政治因素影響，目前只能搞雙邊自貿區。中韓自貿區的建立有可能促進中日韓自貿區和中日關係的緩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