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是社會政治的基礎，經濟出現問題，社會必然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甚至造成動盪。台灣去年發生的各種公民社運、學運，究其根本，就在於台灣經濟發展近20年來長期低落停滯，造成社會貧富不均擴大，激起台灣中下階層要求公正、正義的思潮。在反對黨和台灣社會高度民粹化的意識形態操弄下，這股思潮造成台灣社會對外“仇中反共”，對內反商仇富，連帶一般軍公教階層因歷史形成的優惠條款——存款利率優惠、年終慰問金、年金等也被取消或大幅降低，致使社會中堅力量人心不穩，對馬政府充滿怨氣。所有這些，最後都反映在選票上，造成去年底台灣地方選舉國民黨遭受崩毀性失敗。
從本質上講，政治、社會制度的創新和變革，都是為經濟和人的發展創造條件。因此，檢驗任何社會政治革新的標準，只能是看其是否有利於促進生產力發展，是否有利於人民生活改善，是否有利於社會進步。由此觀之，台灣社會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政治轉型，是不成功的。統計數字顯示，台灣經濟發展，自50年代至80年代，一直保持著8%以上的經濟增長率，但從90年代後，就開始了一路下滑，從90年代的6.5%到2000∼2007年4.9%，2008∼2013年續降至3.0%。
究其原因，除了國際大環境外，主要有兩點：其一，是作為經濟集中體現的政治出現問題，政治對經濟的發展非但沒有促進，反而起了負面作用。作為受儒家文化深刻影響了上千年的中國式傳統社會，台灣在80年代末前實行的是東方威權式政治制度，這種制度雖然有其種種弊端，但比較符合長期浸淫於中國倫理制度的社會環境，因此，在開明的威權式政治體制下，就體現出較高的行政效率。台灣引以為豪的十大建設和經濟高速發展，就是在這樣的制度環境內產生的。而自80年代末期台灣政治猝然轉型，全盤照搬西方民主制度，而未能將之與本土實際情況相結合，導致的結果就是出現嚴重的惡質民主，泛政治化、民粹化盛行，一切以是否有利於自己的政黨政治利益為標準，喪失正常的是非價值判斷，政治體制陷入空轉，效率低下，時間和機會成本大幅提高，發展機會流失，經濟陷入停滯成為必然。
其二，是未能順應經濟發展規律，實現轉型升級。台灣地小人稠，資源貧乏，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加工外貿。其自50年代以來的快速發展，是搭上了冷戰時期全球產業鏈由西方發達國家向亞洲冷戰夥伴的產業轉移所致，西方國家為實現產業升級換代，將大量高能耗、高污染、人力密集型產業向亞洲轉移，從而造成日本的經濟騰飛和亞洲四小龍的崛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