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北：協議前必須先規範台北的政治定位
邵宗海表示，台北在與北京協商“兩岸結束敵對狀態”的議題前，一定要設法讓自己的地位不致矮化、地方化。當然在民進黨執政時代，根本不會接受這項議題是要討論自1949年之後兩岸因內戰而遺留的問題，包括台北可能被定位為“交戰團體”的定位。所以台北必然希望能在協議之前就先確定台北可接受的“政治定位”。
最有利台北的情況，則是台北與北京先就兩岸結束敵對狀態進行預備性磋商。所謂“預備性磋商”，也就是會議“程序性磋商”，在這種形式的開會中不會涉及會議實質問題的討論，而只偏重在會議程序的建立，譬如說有關會議的主題及議題的設計，與會人員的數目及身分的定位，會議的會期天數與地點的確定等等，比較不會讓與會的雙方人員直接面臨高度政治敏感的議題，而且也會使得彼此的探討在和諧的氣氛下舉行，假如這項程序性或預備性磋商會議進行順利，就會使得稍後會議結論與共識很快達成，所以程序性磋商是建立起正式會議順利召開的基礎。台北當局在面臨兩岸恢復協商時將有可能是政治性議題的內容時，當然是希望先有預備性磋商，以期讓兩岸談判之前應有的“對等與尊嚴”地位能予建立，那麼一旦進入正式實質談判，就不致於讓自己本身吃虧。何況，一旦正式談判的結果若是會造成台北不利，那麼先舉行的“預備性磋商”會議也可讓台北在進退之間有迴旋的空間。因此有個例子可以證明台北有此構想：“李六條”中有提到“當中共正式宣布放棄台澎金馬使用武力後，即在最適當時機，就雙方如何舉行結束敵對狀態的談判，進行預備性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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