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智庫對於中國問題研究的競爭力在於解讀深入並能產生較大的影響力。如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的台海問題“圓桌會議“、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的系列研究項目，大西洋理事會著名的“中美關係十年報告”系列，均在美國對華政策中有所體現。
但要提出的是，美國智庫不遺餘力的深入拓展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仍然無法擺脫掉一個事實，即這種理解是基於智庫本身的政治經濟立場的，這種局限性必然會讓研究得出來的政策理論依據有失偏頗。比如最近美國智庫對於一路一帶和亞投行的研究均失去准頭，並且完全沒有預料到亞投行會有五十七個創始會員國，並且會深深影響亞洲經濟發展的模式。
警惕被利益收買的美國智庫
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美國的一些頂級智庫與利益集團關係曖昧，智庫的中立性和客觀性也受到了質疑。智庫的生存和發展離不開經費，而經費的來源成了美國大小智庫的主要問題。智庫的捐助方正越來越多地決定著他們資助的研究項目，他們正在成為研究的干涉者。《華盛頓郵報》曾披露，過去10年中，一種新型商業模式盛行於布魯金斯學會：“重視研究擴張和籌款，學者們忙著尋找捐助者，幫助捐助者在學會的研究日程上發聲”。在各大基金會或個體慈善家限制捐款之後，布魯金斯學會變得越來越依靠公司、富豪、外國政府或公司。
同為世界著名智庫的蘭德公司在財政上得到聯邦政府、地方政府、各種基金會和私人慈善事業的資助，被指為“軍方和財團的代言人”。戰略與國際問題研中心經費的主要來源是捐助資金，以福特和洛克菲勒為首的40多個財團，是它主要的和穩定的資金來源，也為美國保守主義勢力服務。
美國智庫的生存模式本無可厚非，但如何解決中美之間的難題，中國希望全面接觸，但存在美國制度上的玻璃天花板，也使得中國常感到無可奈何。畢竟中國還是國際政治的新手，不太了解其中的文化特點。
華盛頓和紐約角力影響智庫研究
在美國，華盛頓永遠是和政治分割不開的，同樣的，紐約則是美國經濟的代表。華盛頓扮演的是成熟的政治角色，更偏向於各方面利益的協調者，為美國政治及世界的政治服務。紐約則偏向經濟，其實就是偏向華爾街。這樣的對比，傳遞出來的一個信號是，華盛頓和紐約角色的迥異會牽引智庫立場的走向。
從現下美國智庫的發展布局上來看，華盛頓的智庫數量遠遠大於美國其他地區，同時也是聚集全世界數量最多智庫機構的地方。但華盛頓老牌智庫常具有濃重的保守色彩，並且非常不善於解決亞洲的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