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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香港10月17日電／1977年春天，大學同學張亞利從北京來電：“耀邦同志說,請你寫部轉戰陝北的話劇本。”胡耀邦時任中央組織部長，這個“請”字讓我很不自在。
讀中學時就知道耀邦同志是團中央書記，青年的領袖。張亞利與胡耀邦兒子胡德平是好友，我們年齡相仿，論輩分我也應該叫叔叔呀。於是我說：“幹嗎還要請? 叫我去就行了。”亞利笑了：“我也這樣說的，他說，還是要說請人家，這是對劇作家的尊重。”我笑了，我算什麼劇作家? 當時是個三十出頭的小青年，雖說從部隊複轉到天津人藝做了專業編劇，可除了一個獨幕劇，沒有任何作品。不過,查閱了一些歷史資料，我還是約上同事高長德，趕往北京去見胡耀邦。
我以前沒有見過胡耀邦，但是，在我最困惑最迷茫的時候，他曾托人帶給我的一句話，令我心舒氣爽，茅塞頓開。
粉碎“四人幫”不久，我被任命為“黑戲”專案組長，負責調查《新時代狂人》的產生過程。“黑戲”是天津市“文化大革命”中轟動全國的重大事件，方紀等許多天津文化界的老領導和李啟厚、雷克、左傑、周繼偉等一大批藝術家，為此飽受磨難，當時在全國還有200多位文藝工作者被關押在監獄中。可是，經過半年多的內查外調，我發現“黑戲”的產生不僅沒有陰謀，而且極為簡單，是文藝工作者忠誠於黨的具體表現。萬萬沒有料到，我剛把調查的結果和我要給這些人徹底平反的觀點亮明，立即遭到天津文化界一些人的猛烈攻擊。他們拍著桌子和我辯論，有的人甚至說我的觀點是“反黨”，是攻擊周總理，是右派言論。我天性膽子大，也是毫不退縮地跟他們據理力爭。
但是對於一個剛到天津立足未穩的青年來說，無疑這也是一種巨大的精神壓力。一天，我把苦惱告訴了張亞利。轉天他便跟我說：“耀邦同志說，不要有顧慮，不管誰說的話，也不管誰表過態，只要錯了，就改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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