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碰撞：“一國兩制”，嫁接新生
從中央對港政策的形成、以及香港回歸的過程可以看出，“一國兩制”是在一國之內接納一個與己不同的地方，這個地方（香港）是“外來的”，不是從一國之內派生出來的。香港與深圳、前海、橫琴等區域不同，後者本來就是中央治下的地方，只是因應時代的變化，成為經濟金融領域“先行先試”的特區。而香港，是與內地存在較大差異的一個地方“嫁接（grafting）”⑤到了中國。在園藝工作中，嫁接可以擴大根系的吸收範圍和能力，增強植株的抗病能力，有利於提高產量。把香港嫁接到中國這顆大樹上（香港是接穗，中國是砧木），不僅有利於香港的成長，也有利於中國的發展，這恰恰是中國決定收回香港時所期待的，也反映中央的良苦用心，希望在“一國兩制”方針下，香港這枝洋紫荊長得更為茁壯，花也更為繁茂。
香港在與中國主權分離的150多年的時間裡，有了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與軌跡，與中國內地的城市差別較大。1997年“嫁接”回歸，能否存活下去難免受到質疑，美國《財富》雜誌曾在1995年預言“香港之死”(The Dead of HongKong)。如果依據嫁接之說，可以從親和力、嫁接技術與過程、嫁接後的管理三方面來考察香港的“成活率”。從目前情況看，後期管理工作任重道遠。
所謂親和力，指的是進行嫁接的接穗和砧木在內部組織結構、生理和遺傳上彼此相同或相近，從而能夠更好地結合在一起的能力。親和力高，嫁接的成活率高；親和力低，嫁接的成活率低。香港與內地山水相連，同宗同祖，具有較強的親緣關係。兩地同為華人社會，無論是從歷史淵源、發展歷程，還是從人們的社會活動等方面來看，香港與內地都有較強的聯繫。然而，香港畢竟被英國統治了一個半世紀之久，留下很多英國的痕跡，如它通過一套高明的統治策略，表面上接受中國的傳統和既有文化，但並不認為這是種先進的、值得倡導的文化，而是將被統治者的人生方向引向“黃皮白心”的“小英國人”，讓人覺得後者才是值得提倡、欣賞的，是華人精英的最佳奮鬥方向。此外，長期與內地的隔絕令港人無論是生活習慣、還是人生信念都與內地人有所不同，即便是與廣東、廣西同樣的語言——粵語，也形成港式粵語中英文混雜的特色。香港逐漸發展出自己特殊的軌跡。無論是生活習慣、還是人生信念都與長期生活在內地的人有所不同，即便是與廣東、廣西同樣的語言——粵語，也形成香港粵語“粵涇浜”的特色。百多年來的文化衝突與調和的結果，形成了香港一種既中且西，又可說是不中不西、以至忽中忽西的文化和生活模式。⑥所以，回歸前後，兩地的差異不容忽視，雖然有部分香港人自認為是中國人，但他們口中的“中國人”的內涵與內地成長起來的中國人存在差異。如果不能正視這種差異，可能會對港人的一些思維方式、行事風格不理解。如以前我們總是把一些惠港政策稱為中央給香港“送大禮”，這種本來是雙贏的事情，卻因為一些宣傳上的失誤，令香港部分人認為中央或內地存在“恩主”心態，產生逆反心理。
嫁接之所以成活，需要接穗與砧木之間血脈相通，砧木的營養能持續不斷地輸送給接穗，接穗也必須從砧木中汲取營養，加上自身的光合作用，才能健康成長。這個過程不是誰對誰的恩惠，也不是誰給予誰多的問題，因為從接穗被接上砧木的那一刻起，它們就是一個利益共同體，中央和香港都希望“一國兩制”成功，“繁榮穩定”是中央的期望，也是香港的願望。
在植物實施嫁接過程中，技術最為關鍵。中國通過《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直通車”或臨時立法會等一系列的法律、政治安排，確保了整個回歸歷程的平穩、順暢。不過，過渡期內發生的一些情況，也對回歸後香港的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港人參政、議政的熱情因回歸談判被激發了出來，在回歸前已不復“政治冷感”；談判期間發生“六四事件”，對香港社會的政治生態、民情輿論影響深遠；等等。
嫁接後的管理是讓接穗和砧木真正結合在一起，長成一個完整的植株。從目前香港的情況來看，後期管理得不算成功，作為接穗的香港與作為砧木的中國之間出現了各種不適應的狀況。以回歸後兩地關係大致經歷的三個階段來論之。
第一階段是1997年至2003年（井水不犯河水）。在2003年“七一大遊行”之前，中央與香港基本上處於“相安無事”狀態。雙方本著“井水”不犯“河水”的原則（尤其是中央一方）在處理涉及兩地關係的問題時都比較克制。這樣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回歸過渡期的慣性延續。在回歸談判過程中，鄧小平曾論述過兩地之間的關係，但主要是從香港自己發展自己的，內地不會干擾香港，也不會給香港添麻煩等角度來談，如“中國根基在大陸，不在台灣，不在香港。四化建設，香港出了點力，以後甚至出力更小也有可能，但我們不希望小。中國的建設……主要靠自力更生，靠大陸的基礎，……所以香港也好，台灣也好，不要擔心統一以後大陸會向你們伸手，不會的。”⑦然而，香港並不是在真空中發展，它受到各種各樣的外部影響。“井水”和“河水”總有打交道的一天。
第二階段是2003年至2010年（兩地摩擦初現）。2003年的大遊行以及作為香港憲制責任的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的挫敗令中央吃驚。中央對港政策轉為強調“有所作為”。2003年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推出，這是兩地關係中里程碑式的事件，為拉動香港經濟增長，改善就業，增進兩地民眾間的交流起到了立竿見影的作用。2008年，四川汶川發生大地震，北京成功舉辦奧運會，奶製品爆發三聚氰胺事件等，均引發港人空前關注，無論是迅速向汶川人民捐款，還是就三聚氰胺事件促有關部門盡快解決，都顯示了港人對國家、對內地事務的關心。2008年上半年的民調顯示，港人的中國人認同達到有史以來的最高峰，認為是純粹香港人的佔18.1%，廣義香港人的佔47.3%，廣義中國人的佔51.9%。⑧然而，內地的一些負面事件經港媒炒作後，持續發酵，也損害中國內地在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港人心目中的形象。
與此同時，香港內部也發生變化。圍繞市區重建，不少港人開始關注“集體記憶”、“本土議題”等。在這些新的價值轉向中，“80後”冒起，一系列由年輕人主導、參與的“新社會運動”引發社會討論。這些運動起自2006、2007年間的保衛天星、皇后碼頭，2009年、2010年之交的反高鐵撥款活動則把香港的“80後”“第一次連結起來”，被活躍人士稱為“時代衝突的一面鏡子”。“80後”為反對高鐵撥款，先後組織多場抗議活動，在2010年1月16日財委會最終通過撥款後，約有數百人兵分多路“佔領”中環多條要道，一度使中環路面交通癱瘓。現在回看，這就像2014年“佔領中環”運動的一次小型演練。不過，截止2010年，香港的矛盾還主要集中在內部。
第三個階段從2010年至今（兩地矛盾突出）。“自由行”帶來的負面效應逐漸顯現，香港內部出現“本土”思潮乃至“港獨”聲音，兩地矛盾逐漸突出。2010年初，反對派發起“五區總辭，變相公投”活動，雖然慘淡收場，但圍繞政制發展問題的爭拗並未停止。2010年6月，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民調顯示，認為中央政府有落實一國兩制的受訪市民跌至35%左右，創10年新低。市民不滿意的除了政制發展問題的爭議，最主要的是民生施政。
港人對特區政府的施政不滿意，具體的矛頭指向則是內地人：樓價高企是由於內地人來香港買樓、炒樓，公立醫院產科床位緊張是由於內地產婦來港產子（“雙非”孕婦），“奶粉荒”是由於內地人大量採購奶粉，學位緊張是由於跨境兒童來港搶佔教育資源，內地“水貨客”影響當地人生活……上述情況確實存在一定關聯，但並不是絕對的因果關係，比如樓價高企與特區政府停建居屋有關，“奶粉荒”是奶粉供應鏈存在問題，學位緊張與特區政府的“殺校”有關，等等。但香港一些別有用心的媒體集中攻擊這些問題，一則打擊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威信，二則惡化兩地關係，增加香港的離心傾向。此後，香港與內地的關係陡轉直下。
2011年3月，網絡上出現“香港本土力量”群組，反對向內地新移民派發福利；4月，一首名為“蝗蟲天下”網絡歌曲更為激烈地將內地人形容為“餐廳酒店商鋪內亂叫喧嘩”、“愛侵佔地盤”、“搶奪身份證”、“販假貨”、“寄生”的“蝗蟲”，歌曲在YouTube、Facebook等上廣泛流傳；12月，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向總理溫家寶述職時，當面提出內地孕婦來港分娩所衍生的問題；2012年初，先後發生D&G拍照事件，⑨內地人港鐵進食事件，內地人和香港人互罵“狗”與“蝗蟲”事件；7月底，有香港網民成立“我哋系香港人，唔系中國人”Facebook群組；8月31日，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宣佈，暫停開放原本在翌日實施的非深圳戶籍居民“一簽多行”措施；9月中旬，數十名香港網民發起多次“光復上水”行動，有示威者高舉港英時期的“龍獅旗”，甚至舉起“中國人滾回中國”的標語。立法會議員公民黨的毛孟靜和新民主同盟的范國威也打出“本土”的旗號，主張兩地區隔，反對普通話、簡體字等。2012年，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民調出現耐人尋味的結果，上半年，港人自認為是香港人的比率高達45.5%，下半年，雖然自稱是“香港人”的比率大幅下跌為27.3%，但對“香港人”身份的認同感升至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的新高，由6月的8.11分升至8.43分。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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