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出現一個很有趣的畫面：辜先生後面站著的是海協會的我，汪先生後面站著的是海基會的邱進益。有一張照片記錄下了這個特殊而珍貴的鏡頭。
在“汪辜會談”之外還有一個小插曲。在“汪辜會談”舉辦之前，十幾個民進黨人也跟到新加坡。他們每個人的西裝裡邊穿著的T恤衫上，都寫了字。他們分散在會場的大樓的前，汪老的車隊一到，他們就立刻排成隊，將穿的西裝外套一脫，露出了每個人的T恤上寫著的一個字，連在一起是“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新加坡警察發現後，很快就將把他們驅散了。
我的第一次台灣之行
“汪辜會談”之後，為了落實《汪辜會談共同協議》等問題，1994年8月，我受時任海基會駐會副董事長焦仁和的邀請，率海協會的同事訪問台灣。那是我第一次到台灣。離京前，有一些台灣朋友打電話來北京稱，民進黨想藉機鬧事，你可能有人身危險，最好暫時不來。我當然感謝這些朋友的關心，但還是按經中央台辦報請中央批准的海協訪問團赴台方案，按原定計劃啟程赴台。
飛機降落在台北的桃園機場，我一出了天橋，幾十個民進黨的“民意代表”，就在離我不到一米的地方，對我高喊“唐樹備滾回去”，而且亦步亦趨，我一路走，他們一路跟著在我耳邊叫喊。我知道他們這批人是想激怒我，希望我發脾氣，有的記者也想拍下我發火的鏡頭。但是我沒有上他們當。記者們一路拍，卻始終沒有拍到我面露怒容的鏡頭。
這時，在機場大門口，幾百名民進黨組織的群眾，舉著台獨標語，要在我出機場大門時，攔我坐的汽車鬧事。他們還帶著雞蛋、西紅柿，準備丟我。與此同時，由台灣中國統一聯盟組織的幾百名台灣民眾，舉著“歡迎唐樹備先生”的標語，在機場大門附近集結，準備熱烈地歡迎海協代表團。民進黨組織的群眾，看到中國統一聯盟的成員高舉歡迎我的標語，竟出手打人，中國統一聯盟的多名成員因此而受傷。
據說，台灣方面為我們準備了三個離開機場的方案。第一方案是走機場大門出口。第二方案是走出天橋後再坐電梯下去，重回停機處，直接從跑道附近離開機場。第三方案是坐直升飛機，飛往下榻的飯店頂層陽台，為此在機場停放了兩架直升機。最後台灣方面實施了第二方案。
在我走進下榻的飯店，台灣的警察排成兩隊，形成夾道，每人都持著一人高的長棍。我就在他們中間走進電梯。據說，當天台灣方面一共出動了3000名警察，保護我和海協代表團。
我在飯店的大堂裡，看到帶著孩子去飯店吃飯的父母們，他們客氣地向我點頭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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