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它有利於島內和平穩定。現在台灣島內，山頭林立，政黨甚多，據統計已達230多個，特別是藍綠兩大陣營，相互對立，惡鬥連年，弄得政局不穩，社會動蕩，人心不安。“習馬會”作出了榜樣，這就是儘管國共兩黨，制度和意識形態不同，但仍可求同存異、聚同化異，而為什麼台灣島內各政黨、各社會團體就不能做到這點？你們自然說台灣是“民主社會”，那就應該有包容性，做到、“社會和諧”。
五、它有利於反制外人利用。島內政黨惡鬥，兩岸長期對立，這會有利於外國勢力搞“分而制之”。例如，美日等別有心者，就一心想利用島內矛盾，控制台灣；也有人想利用兩岸矛盾，挑撥離間，為自己的戰略利益服務，或用以牽制中國大陸。“習馬會”本身，即是向外人昭告：兩岸都是中國人，自已的事自己解決，用不著你們染指或操心。
總之，這一次“習馬會”，比之1949年以來，兩岸歷次重要人士會見，例如，1993年的第一次“汪辜會談”，1998年的第二次“汪辜會唔”，2005年的“胡連會”（胡錦濤與連戰會），2008年的“陳江會談”（陳雲林與江丙坤會談），等等會晤，無論在內涵或意義上，都有過之而無不及。筆者堅信，這一次“習馬會”，對於鞏固和深化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對於促進兩岸進一步交流合作、共同推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一定會有積極意義和重要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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