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舊有全球治理機制”，乃於19世紀的維也納會議體系開始出現，二戰後由雅爾達體系繼承，例如聯合國、《布列頓森林協議》的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但聯合國已淪為超級大國角力場，世銀等則由美、日壟斷，中型國家的代表性被長期忽略。2008年是舊體系正式宣布崩潰的轉捩點，當年G20峰會取代G8，同年美國遇上嚴重金融危機，中國經濟卻急速發展，此消彼長下，新時代宣告誕生。
這一新時代在政治方面，涉及了單一普世價值之爭。相比“中國模式”注重包容、和而不同等傳統東方哲學概念，西方模式強調去異與善惡二分的做法，兩者有著顯著的區別。經濟政策方面，發展中國家目睹美、歐等國爆發連串金融危機，更堅定了對由國家主導的“中國模式”的信心。而要確立相關優勢，中方須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並以改變全球治理模式為終極目標。
所謂改善全球治理，便是要“引領”全球治理改革，目的自然是令中國在國際上有更大話語權。一方面，中國要在舊制度的機制例如聯合國等，發揮更積極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建立新機制，去改變新興國家在舊體制下長期處於劣勢的不公平現象。
中國確實有實力衝擊美國所主宰的世界體系。但中國必須避免重蹈修昔底德陷阱，犯下跟一戰時德國同樣的錯誤，成為國際公敵。換言之，中國能夠做的，是在自己能力所及範圍內，軟硬兼施微調這個世界體系，讓美國不會有藉口阻延中國發展和修改國際社會的遊戲規則。
舉例來說，過去中國應對西方有關人權問題的質疑時，常有諸多忌諱，或者反對外國藉人權干預內政；但今年十月習近平主席訪英，面對記者及“國會議員”對中國人權狀況的質疑時，強調“人權保障，就全世界來說，沒有最好，只有更好”，以示人權問題在各國都要不斷改善；又以“人權問題上，最大的發言權還是各自所在國的絕大多數人民....”，表明推進人權得靠內部力量。這種直接面對及回應，而非消極迴避，闡明中國並不否定自由、民主、法治等源自西方世界的普世價值，只不過中國要將這些普世價值重新演繹成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國情”的版本，至少建立了跟國際社會討論的平等立足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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