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淡化公權力色彩又留下最高層次公權力互動的想像空間
下面我重點要談兩點：第一點，這次會面既淡化了公權力色彩，又留下了實質蘊含兩岸最高層次公權力互動的想像空間，這是史無前例的，必將在兩岸關係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大陸方面早就說過，只要不造成“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兩岸可以探討雙方公權力互動方式。這次雙方在會面的身份、稱謂上費了很大心思，最後決定不提對方任何現有公職，僅以“先生”互稱，就是為了盡可能去淡化雙方的政治身份。因此，在身份說明上僅僅用“兩岸領導人”這一用語。但是哪方面的領導人？對此雙方都沒有去刻意解釋，雙方強調這是“自1949年以來兩岸領導人66年來第一次會面”，而不說是自1945年重慶談判以來，70年來中國境內最主要的兩個政治團體的最高領導人第一次會面。因為當時毛、蔣還是主要以共產黨、國民黨領袖的身份進行會談，而2005年國共領袖已經實現了再次會面，況且現在馬英九也已經不是國民黨主席。顯然，這次雙方強調新加坡會面不是黨際交流，這在客觀上突出了這次會面的公權力意涵。其實，這從台方參加會談人員的現任職務也可見一斑，除馬英九外，有“國安會”秘書長高華柱、“總統府”秘書長曾永權、“國安會”諮詢委員邱坤玄、陸委會主委夏立言、副主委吳美紅、“總統府”副秘書長蕭旭岑，這些人都是現任台灣重要公權力部門的官員，大陸方面對此安排並無異議。不過，為了避免外界產生不必要的聯想，為了不造成兩岸是“國與國”關係的印象，雙方都注意排除外事部門官員參加會談。雙方對會談後的宴會，也強調是“私人宴會”，宴會廳對外打出的牌子上寫的是“Private Event”。這可以說是獨具特色的聞弦知音、望文會意的中國式處理方式。
第二，雙方對身份的彈性處理，並不表示雙方在法理上對“中國”範圍界定有任何改變，這是在堅守法理底線基礎上，對如何務實處理兩岸關係的一次重大突破。這次以“大陸方面領導人”和“台灣方面領導人”來稱謂習近平和馬英九，對雙方來說都是一個突破。在我印象中，大陸以前的官方正式文稿，有稱呼“台灣地區領導人”的，但似乎從未稱己方領導人為“大陸方面領導人”，這可能是第一次。也許有人會質疑，習近平僅僅是“大陸方面”的領導人嗎？這種稱謂是不是意味著習不再是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領導人，而是範圍僅局限於中國大陸的中國領導人？況且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前言也明確規定，“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神聖領土的一部分”，而不是寫“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這是不是意味著大陸對台政策底線發生重大變化？我個人認為，這樣的解讀過度了。其實依台灣地區的規定，即所謂“中華民國憲法”，以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對中國範圍的相關定義，台方似乎也仍定義馬英九為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整個中國的領導人。在這次歷史性的會面上，雙方都不去強調“領導範圍”涵蓋對方，實際上就是不去刻意凸顯兩岸的結構性政治難題，不去刻意否定對方的具體行政治理範圍，但這並不意味著雙方改變了法理上對“中國”範圍的定義，應該說，這是為達成兩岸領導人會面的具有魄力的彈性安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