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益平：這個問題還真是不太好回答，反正肯定不是我了。國發院或者是原來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做智庫，是創始人一開始創立的時候就定下的目標。當時的說法是做智庫、做科研、做教學，三個方面都要在國內做的最好，現在看應該也都差不太多。從人來說，具體一定要說是誰的貢獻最大，不太好說，我們院裡頭在智庫方面影響力最大、貢獻最大的一些老師，我想大家都知道，比如原來早一批的林毅夫老師、周其仁老師、宋國青老師，這都是屬於單個人影響力巨大的。
搜狐財經：國家發展研究院這麼成功，您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是什麼？
黃益平：為什麼做智庫？客觀的來說，還是跟這一批人的個人興趣和家國情懷有關係。我們看到除了個別情況以外，在高校做智庫的不是特別多。即使到今天，我們做智庫工作，和高校裡頭你的工作量的計算，和你工作成績的評定，它其實是不匹配的。比如說我們一個老師說你今年做了多少工作首先看講了幾門課，你做了一些什麼成績，我們一般看你發表一些什麼文章，智庫的工作好像在這裡頭排不進去。你不能說我給中央或者哪個部門寫了一個報告，在我們看來是重要的工作，但它其實很難計算。從這個角度來說，為什麼原來的CCER，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在智庫方面做工作做的比較好？就是一幫人，從海外學成歸來的時候，是對政策是有興趣的，比如說林毅夫老師、周其仁老師、宋國青老師。這些老師出去以前一直是做政策研究的，包括做政策顧問，其實已經有很多經驗，後來相對年輕一些的老師進來。他們來做經濟研究，其中一個願望和預期是希望能對中國經濟政策產生影響。而且我們也沒有財務支持，大家都是自己做，當然我們院裡有一些資金支持，但主要就是因為是個人對這方面有興趣，而且有很多人他其實是一種很強烈的國家情懷。
搜狐財經：很多學者主張“教授治校”，國發院是“教授治校”嗎？
黃益平：國發院基本上做到“教授治校”。我們的基本體制就是有一個院長，幾個副院長，有一個學術委員會，但我們的最高決策機構是教授會。每年開兩次教授會，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是要教授會投票通過。大的事情包括升職、建立新的機構或者我們一些重大制度的改變，都是需要由教授會來做，我個人感覺應該是一個典型教授治校的機構。
搜狐財經：張維迎老師回國發院的時候，是由教授們投票通過的？
黃益平：對。任何人進來都是要教授投票的，包括我來也是要教授投票的，這是我們的一個基本制度。誰來這兒，可能是院長或者學術委員會先會醞釀這個問題，探討這個問題，包括有的時候建立一個特殊的招聘小組，但是最後能不能成，要教授會投票。
搜狐財經：這個體制確實很獨特。
黃益平：對，相對比較獨特。
學術獨立性從未動搖
搜狐財經：您覺得國發院跟其他智庫比起來，特色是什麼？
黃益平：不太好說。我覺得我們智庫做的相對比較好，可能是跟三個方面的因素有關係，我也不能說別人就沒有。第一個，我剛才說的我們做智庫工作，就是個人興趣、家國情懷，大家就願意做這事情。其實我們獨立性是很強的。過去沒有人給我們錢讓我們做智庫，我們其實都是自己的錢在做。以前我開玩笑說自帶幹糧鬧革命，自己寫一個報告給政府，政府感不感興趣這是他們決定的，我們相對來說比較獨立。當然也有的人說你也是一個國立大學，你不完全是獨立。教授的學術觀點其實是很獨立的，尤其在我們院子裡頭根本，沒有誰能統一得了誰的想法。我們在學術觀點的獨立性上，我覺得我們應該說是做的比較好的。我們是一個國立大學裡頭的一個智庫，但這個機構裡頭做研究、討論政策問題，我們追求和而不同，每個人的觀點都不太一樣，獨立性我覺得是比較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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