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如何，周子瑜代表的是一個現實的台灣。她要演藝事業，她要廣告合約，她或許需要負擔家裡的經濟。她的道歉也許是妥協，但妥協背後透露的信號是，在兩岸關係更和諧的前提下台灣才能獲取更大的經濟利益。然而，當前以年輕“新世代”為主的年輕人是台灣的理想心態的具體體現。他們想要“自主性”，要有 “民族”、政治尊嚴，他們想要實現自身的政治理想。因此當周子瑜被攻擊、周子瑜為了自身的事業向民間與媒體給予的“政治壓力”妥協時，現實的狀況就與他們自身的理想產生了矛盾。這解釋了為何貼近這個事件的觀察者會看到島內意見呈一面倒的局勢：一反黃安、二反大陸、三反國民黨，然而就是不反向現實利益妥協的周子瑜。對於以新世代為主體的部分的不理性民眾來說，反黃安就是反那些不合意的島內“叛徒”，反大陸就是反違反“台灣自主意識”的政治壓力，反JYP就是怨怪國際社會沒有給予台灣支持，反國民黨就是反為了現實經濟利益而發展兩岸關係。
然而，令人懷疑的是，許多透過兩岸貿易與兩岸發展獲取利益的台灣商人、政客與藝人都會被指控為“台奸”或“叛徒”，為何同樣為了保住自身事業的周子瑜就成功的獲得了島內大量的同情與支持呢？最主要的原因為她的年齡。僅僅16歲而事業剛剛起飛的周子瑜具有少女的“純真”、“美麗”、“無知”等等特質，這使得她在個人形象上容易與現實的利益脫節，從而更容易被貼上“年輕理想的追求”的標簽。因此即便不了解實際狀況，部分台灣民眾與媒體也能將其塑造成經紀公司與大陸雙方共同“逼迫”的受害者角色。這也使得周子瑜適合成為一個被外部壓力所逼迫而非為了自身利益而屈服的受害者代表，也適合成為部分台灣民眾的移情對象：她，就是台灣被“壓迫”的體現。
原本在大陸關注不高的周子瑜之所以能被迅速知曉要歸因於藝人黃安的舉報和三立電視台、自由時報與蘋果新聞等台灣的媒體大肆做文章而被大陸網絡用戶轉載。在媒體炒作和藝人的呼籲之下大陸的網絡用戶開始發起了抵制運動而推動了北京衛視以及安徽衛視拒絕與JYP合作。透過大陸的影視公司與韓國的經紀公司，以網民為主的大陸民眾所給予的壓力使得周子瑜的事業受到抵制，而引發了部分台灣民眾的劇烈負面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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