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回歸以後，特區政府大量聘請外面的顧問來研究，說明香港真的是有需要。香港這個需求到底在哪裡呢？回歸以後這麼多年來，有政府內部的研究，外面很多機構也都會做，但從整體宏觀的發展來看，我們缺少很多深入研究。
還有一個是香港怎麼樣跟外面合作，比如說跟中國大陸合作，亞洲的合作，要站在更高的定位，我們基本上在這方面做得不夠。這就是一個情況，就是有需求，香港現在面對這麼多問題，包括經濟民生，非常困難，包括很多東西。所以說我們在真正的政策研究這一塊，還是需要加強的。
至於說怎麼把需求挖掘出來，而不是現在處於一種需求一致的狀態，將來就需要做一個問題導向。當然香港是不是要開旋轉門呢，現在這個政治架構下可能是比較難的，培養輸送人才還是有機會。
第二個我認為是財政。財政資源看美國就有各種的，像布魯金斯學會，75%經費都是來自於企業、個人和基金會的捐款，所以在美國很多老闆把所有的財產都捐出去了，不完全是做慈善事業，主要做教育和科研，其中就包括智庫。布魯金斯自己的出版物賺的錢，只有7%。
（郭萬達：深圳市政府給我的錢只佔20%，80%是來自於甲方的合同訂購，主要也是政府。這樣的研究報告很多都是不能公開的，我們一年約170個報告都不能公開，都是賣給甲方的，很多都是訂購的。蘭德公司，就是個典型的合約型公司。）
王春新：蘭德公司做得非常大，每年經費有2億美元，研究人員接近1000個，總人數就差不多2000多。按照主要的研究人員配2.5個輔助人員來算，香港還達不到這個水準。
他們都是研究熟悉領域的，像布魯金斯這麼大的，就不止一個領域，很多領域都有大專家和團隊。比如說港澳問題，你掛帥的，以後就找你；兩地關係問題，就找別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