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記者“無心插柳柳成蔭”
就在賈麗得知廣告宣傳合同簽成了“自己不滿意的1萬元”的同一天，《安徽商報》記者趙康（化名）與賈麗閑談中聊起自己在關注“11·12事件”。據賈麗講，看到自己做不了獨家報道了，就決定做個順水人情。12月23日，賈麗將大量採訪內容提供給了趙康。趙康向調查組坦承，見報稿件的絕大部分信息來自賈麗。
那麼，為什麼12月24日首發的新聞報道來自《安徽商報》，賈麗發給《市場星報》的稿件卻沒能見報呢？
其實，在埇橋區“有關部門”運用資源，找關係托人“滅火”的同時，另一股力量也在發力。
宋廟小學馬校長在發現記者採訪後，立即打電話給捐資助學方代表、某銀行合肥分行工會汪副主席。汪副主席十分緊張。他明白，一旦事件曝光，他們精心組織的這場捐助活動一定會引發公眾質疑，勢必會給銀行帶來負面影響。汪副主席馬上開始了人脈搜索。他找到銀行一業務部門的總經理，該總經理給與《市場星報》同屬一家出版集團的某國際經貿公司副總經理打電話，請這名副總經理出面說情，讓《市場星報》不要報道。該副總經理隨即打電話給《市場星報》總編輯，稱某銀行是公司重要合作夥伴，希望不要報道。於是，12月23日晚，在《市場星報》的選題會上，當討論到賈麗的報道時，該總編輯以種種原因為由，決定不見報。
《市場星報》這邊看似一切都搞定了，但令所有“輿論公關”者猝不及防的是，2015年12月24日，《安徽商報》刊出了《學校要求受助貧困生出錢請吃飯》的報道，迅速引發媒體跟進，輿論一片嘩然。趙康出於個人原因考慮，選擇了只署“記者”，而不出現真名。
行文至此，人們不禁會問，一篇普普通通的監督報道，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從中嗅出了可利用的價值，又是什麼樣的人會付出比處理事件本身多得多的努力，想要“擺平”輿論監督呢？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