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台灣當前的“民粹式”競爭性選舉民主體制，已經成為台灣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大阻礙。台灣不少民眾原先簡單地認為，只要實施了美國式的競爭性選舉民主體制，台灣就必然具有發達國家所具有的經濟發展優勢，很快成為高收入、高福利、高文明的發達國家。然而，台灣經濟無論是起飛階段還是在當前提升階段，主要是依賴深度參與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分工和貿易體系的出口依附型發展模式，這種出口依附型的發展模式必然帶來的是資本的強勢、國民收入的不平等以及工人工資增長的停滯，必然造成的是台灣南北發展機會的不平等、南北經濟發展差距的固化以及南北民眾經濟利益的對立。而且，這些問題在台灣當前實施的競爭性選舉民主體制的放大與扭曲效應下，必然會形成一種難以扭轉的、獨特的“強社會、弱政府、資本對立”的體制格局。一方面，要擺平不同利益訴求的選民集團，不同政黨必須要加碼開出響應基層民眾越來越膨脹的自身利益需求以及超出經濟發展水平的各種高福利訴求，甚至要去滿足民眾追去絕對公平的“民粹式”需求，典型如台灣島內就出現了不同地區所有高校教授的年收入基本為20萬人民幣的絕對平均主義現象，長期以往，這必然造成台灣的民主政治體制和台灣企業與商家發展環境需求的內在不兼容。另一方面，在民進黨打著為普通民眾爭取最大利益旗號的扭曲效應下，台灣逐步形成了一種“民粹式”的共識，國民黨是代表權貴和資本家利益的，國民黨要求對大陸的貿易和服務開放政策只能給權貴和資本家帶來好處，對民眾利益帶來損害。因此，馬英九政府要跟中國大陸簽一個有利於台灣發展的服貿協定，在民進黨的操弄下就輕易化為泡影。這種情形下，台灣的“民粹式”競爭性選舉民主體制所造成的“強社會、弱政府”的體制格局，所創造出來的資本邏輯跟政治邏輯的相互不兼容體制，即便是蔡英文上台，短期內也無法改變這種不利於資本發展的體制格局，更何況民進黨就是台灣這種“強社會、弱政府、資本對立”格局形成的始作俑者和推手。在台灣已經深入融入全球經濟以及自身發展環境逐步惡化的情形下，台灣企業和資本的轉移有著自己的生存和發展邏輯，不可能由政府或某個政黨的意志來決定。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蔡英文試圖通過所謂的“國家力量”來扶持本土企業的發展策略，長期未必可行，也未必會真奏效。
其次，台灣經濟的沉淪，是過度依賴美日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分工與貿易體系的必然結果，而非中國經濟崛起對台灣的擠壓效應。台灣經濟的起飛基本是依靠模仿和吸收日本的技術和生產模式，切入到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所推動全球價值鏈的分工和貿易體系來實現的。這種依附式的經濟發展模式，在台灣經濟處於低端發展階段時，是推動其經濟快速發展的有效動力機制。然而，一旦台灣經濟要進入高端發展階段，台灣的代工企業則需要通過打造自有品牌和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由全球價值鏈的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環節轉移升級的過程中，必然會與發達國家構成直接的經濟利益競爭關係，由此遭受掌握核心創新能力和先進生產設備研發生產能力的美日為首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和國際大買家的“鎖定”效應以及代工利潤的“縱向壓榨”效應，導致台灣經濟無法繼續向高端階段升級發展，也無法創造更多的高收入工作崗位。同時，台灣面臨的根本性發展困局是，由於自身本土市場的狹小，無法利用本土市場空間實現經濟由低端向高端發展階段的轉變，只能被限制在出口依附型的發展軌道上。再加上台灣勞動力工資水平、土地價格等要素價格的快速上漲，以及台灣“小確幸”一代年青人創新創業精神的弱化，必然導致台灣資本的外移和產業的“空心化”。因此，台灣經濟的沉淪實際上是自身禀賦條件和全面參與全球化的雙重結果，是過度依賴美日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分工與貿易體系的必然結果，而非大陸經濟崛起的擠壓效應。相反，沒有大陸市場的支撐，台灣出口競爭力下降得會更快，經濟優勢沉淪得也會更快。更為關鍵的是，民進黨在台灣島內一直將台灣經濟的沉淪妖魔化為大陸經濟崛起擠壓的結果，這就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導致了台灣部分民眾對與大陸經濟深入全面融合的反對和巨大阻力，使得台灣經濟利用大陸市場擺脫依附型發展模式的體制性難度加大，這就極大地限制了台灣經濟今後發展的道路選擇空間，這種局面下台灣經濟的沉淪必定就是不可阻當的既定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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