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並未受中國重視的日本優點
日本這種專注細節、堅忍的民族性情，使其社會呈現出了超級穩定的結構。而這恰恰是除了技術創新、社會文明外，中國還應重點研究，卻很少在輿論中得到重視的地方。
首先是“保守服從”的日本大眾心理是如何塑造的？日本大眾普遍具有明顯的秩序意識和從眾傾向。一般人比較尊重權威，尤其是在這種大眾心理下形成較為均質的社會結構。19世紀70年代，日本認為自己屬於中流階層的家庭高達90%，這就是所謂“一億總中流”的說法。當然，20年後，這個比例變成了40%。但上世紀日本長期民權化的經濟政策與社會發展進程，對目前中國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轉型時期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其次，更有借鑒意義的是，中國人需要準確琢磨出“一黨優位”的日本政治體制的秘密。二戰後，日本自民黨單獨執政和聯合執政算起來，已經有六七十年了，這也算得上當代世界各國的政治史上的一個傳奇。畢竟，這是在權力開放和競爭性選舉的條件下，通過一次次“選戰”，才得以蟬聯執政、一黨獨大的。
無論這種長期保持執政地位的背後，是多麼令人詬病的政、官和財“鐵三角”或金權政治、派系鬥爭。但這種特殊體制一度讓日本獲取國際資源和強大治國理政的能力。尤其是上世紀60年代，池田勇人推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開啟了日本戰後經濟發展的“黃金期”。當時日本連續創造了19年國民經濟超過兩位數增長的奇跡，1960年更是創紀錄地實現了21.4%的增長奇效，還實現了社會政策的托底，維護了社會和諧與長期穩定。
無論從政治意義上的理論創新，還是從金融方法論上的資源配置，中國繼續學習與鑽研日本，與對日鬥爭博弈顯得一樣重要。（環球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