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傳統幕府制度相比，明清幕府制度有屬於自身的特點，在清朝恢復了隋唐之遠的辟幕之風，完成了幕僚制與正官制的分離，實現了幕僚的專業化，“開始走向職業化”。人幕者不拘於功名德行出身，非官非吏，協助幕主處理具體瑣碎的政務公事。幕友與幕主是平等的私人雇傭關係，“常處於師友之間，合則留，不合則去”。正如張純明所言：“元明以後幕職和以前迥然不同。法定的佐治人員形同虛設，位卑祿微，不足輕重，人以雜流目之。地方官吏辦事不能無人，法定的人員既然不中用，只好在法定以外謀補救的辦法。”值得注意的是，“晚清幕府也超越了傳統幕府”，隨著清王朝內憂外患的不斷加劇，尤其是太平天國運動的興起，晚清幕府實現了對傳統幕府的回歸，幕府規模大，幕僚擁有正式職銜，地位高，權力大。同時，晚清幕府呈現出許多獨特特點：史無前例的事權擴張，前所未有的洋務外交運動，以及無法想象的以幕主為中心的派系割據之禍。
此外，民國時期，幕府制度“非但沒有遭到根除，反而與時倶進，仍然活躍在民國政壇上”，不過是以現代行政機構的面孔出現，但仍然沒有改變為一人（幕主）效勞的本質。孫中山為保護革命果實，無奈採用幕府制度；袁世凱為實現個人獨裁統治，實施霸府政治，“當選”中華帝國皇帝；蔣介石充實完善侍從室，獨攬黨政軍大權，建立了專制獨裁的蔣家王朝。隨著新中國的成立，民國幕制迅速消亡，從此退出了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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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智庫對新型智庫建設的啟示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智庫發展步伐明顯加快，逐漸呈現了產業化的趨勢：智庫數量越來越多，傳統智庫的內部改革不斷加強，一些智庫有充足的經費支撐實現良性運作，這些積極跡象值得肯定。但另一方面，目前中國智庫建設還存在諸多不足。不妨借鑒中國古代傳統智庫的經驗，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
3.1 政府應善用、善管和善待智庫
政府相關部門應善用、善管和善待智庫，激發智庫為黨和國家建設服務的最大潛能，讓智庫真正發揮出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作用。中國古代決策咨詢機構都內在地要求決策者善用、善管和善待他們，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發揮出決策影響力。隨著社會多元化的進程加快，政府的治理也需要與時倶進善用智庫，就是要學會用十個指頭彈琴，推進智庫為政府承擔決策咨詢，包括決策出台前的調研、謀劃、測試等大部分工作，對決策效果的評估、解釋與反饋等工作。在對外公共外交、結交國際朋友、獲取國際智慧等各方面，智庫也應有所作為。另外，智庫還應為政府培養高等人才和政治精英。
新型智庫在中國如雨後春笋般成長起來，卻也暴露了“智庫”概念泛化、大躍進等不良趨向。政府作為社會團體的最終管理者需要未雨綢繆，通過健全相關法律法規，淨化智庫行業，更好地使智庫為政策決策制定發揮積極作用。建議籌建類似“中國智庫聯合會”的行業組織，通過行業聯合的方式規範標準與流程。
3.2 善用退休高官打造中國式“旋轉門”
近年來，中國一些退休高官開始加人智庫，為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建策建言。比如，前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建立了首家超大型民間智庫“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前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趙啟正建立了首家高校公共外交智庫“中國人民大學公共外交研究院”等等。然而，在中國，如何善用退休幹部，仍然是值得摸索的複雜課題。一方面，大量退休幹部年富力強，完全有能力和實力為國家和社會繼續發揮餘熱；另一方面，如何將退休幹部吸納進智庫的專業知識生產軌道中，高度考驗著中國智庫的能力。
事實上，智庫如何善用前高官的問題本質，不僅在於官員退休後的去向，而且在於智庫本身需要有大量熟悉決策進程的研究者和運營者。從長遠看，新型智庫的建設需要打造中國式“旋轉門”，需要不拘一格地在智庫平台上培養與運用人才。智庫可定期選派一些學者到各級政府掛職鍛煉，政府也可選拔一些官員重回各類智庫鍛造。長期下來，智庫與政府之間的相互溝通與理解將大大加強，學有所用的智庫學者與有思想底蘊的官員將大量應運而生。在中國式“旋轉門”的基礎上，智庫就能夠和善於運用退休且仍精力充沛的老幹部。在目前的退休人事機制中，中國完全能實現類似於先秦的尊老養老制度，讓睿智有經驗的退休官員發揮餘熱。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需要擁有政府關係、品牌打造、報告質量、寫作水平等多種能力與經驗，需要構建老、中、青綜合型的人才隊伍，以及一整套激勵、淘汰、考核、規劃、管理等內部機制。
3.3 中國智庫要致力於“伐謀”能力的提升
《孫子兵法·謀攻篇》言：“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孫子兵法裡講到的“伐謀”（意即以謀略取勝），正是智庫常被人忽視的功能。國際競爭日益激烈，一流智庫既要從事社會政策研究，還應廣泛介人到全球事務中，如價值傳播、結交國外精英等公共外交事務，在全球層面研究、設計與推動本國對外戰略，將本國利益鏈條縱深延展至全球各個角落。中國古代智囊，服務於君主的國家戰略目標，對內影響決策與輿論，對外影響他國政策，戰國時期各大國“連橫合縱”就是其中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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