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處理好專業人才與複合型人才的關係。智庫的建設歸根到底是人才隊伍的建設，特別是如何構建一支高素質、跨學科、多類型的智庫人才隊伍對智庫的發展至關重要。高素質要求智庫人員具備國際視野，學貫中西，了解國情，熟悉國內政策環境；跨學科要求智庫人員的知識結構要合理，一專多能，具備複合型知識結構；多類型要求智庫人員具備跨領域工作的閱歷，能夠較好地與政府有關部門進行溝通，從而更好地發揮智庫的影響和作用。美國智庫的一個特點在於存在“旋轉門”機制，四年一次的大選，如果出現政黨更替執政，將有4000人左右的人員需要換崗，有相當一部分人員在政府與智庫之間進行角色轉換，這對政府和智庫都有積極的作用。
相對而言，目前我國智庫與政府機構之間的人員流動比較少，這就要求智庫人員更積極地了解政府有關部門的運作程序、機制，從而更大程度上發揮資政議政的功能。現在我國一些公務員在政府部門退休後，開始在智庫繼續從事相關研究，這種方式有利於提高相關智庫的資政水平，也有利於提升智庫的知名度，擴大影響力。但要防止這些公務員在履行公職期間，利用自己的職權為日後去智庫謀職而“尋租”。此外，隨著我國政府職能轉變的加快，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服務將逐步增多，服務型政府的加快建設和公共財政體系的不斷健全，將使購買公共服務成為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重要方式，這也為智庫提供了與政府進行合作的機會。由此，智庫可以更多地了解政府部門的訴求、決策部門的關注點、政策制定的相關過程等，把專業研究與對策轉化更好地結合起來。
第五，處理好立足中國與走向世界的關係。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顯然要以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為導向，以服務中國公共政策制定為目標，以追求中國國家利益最大化為宗旨，逐步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因此我們必須明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絕不能簡單照搬國外已有智庫的模式，尤其要防範“智庫的美國化”傾向，防範智庫議題被他人所掌控，防範出謀劃策中出現“利益輸送”的賣國行為，損害我們的國家利益。
與此同時，中國特色新型智庫要堅持對外開放、兼收並蓄，加強與國際一流智庫的交流，拓展交流的領域，深化交流的程度，尤其是要重視走出去，積極參與國際話題的討論，發出自己的聲音，並且逐步引領一些話題的討論方向，努力創造出一些議題，掌握國際話語權。縱觀智庫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智庫的一個核心作用就在於掌握話語權，創設新的議題，引導國內外輿論的走向。比如，成立於1977年的美國卡托研究所，深受亞當·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影響，主張減少政府對於國內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干預，並且減少在國際上的政治和軍事干預。為此，它總是能夠提出一系列的相關議題與政策建議，具體包括：在經濟上，減少聯邦政府對市場運作以及地方州政府的干預、廢止最低工資管制、廢止企業補助和貿易壁壘；在社會相關政策上，深化自由學校選擇制度、廢止政府實行的族群歧視政策、改革反毒品政策，等等。
我們欣喜地看到，在“一帶一路”合作倡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話題方面，我國智庫已經在引領話語權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但這還不夠，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還要不斷努力，在國內外舞台上發出越來越多有分量的聲音，引領國際話語走向。
第六，處理好智庫建設與後勤保障的關係。2013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就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作出重要批示，強調智庫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形勢的發展，智庫的作用會越來越大，要高度重視、積極探索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智庫的建設離不開後勤保障體系的建設，這一體系至少應包括數據支撐體系、日常行政運行體系、財務運營體系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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