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未來，情勢仍難樂觀。馬政府推自經區計劃，許多公民團體反對，甚至不惜說要對自經區“宣戰”；蔡政府要推加入TPP，同樣要面對那些反對者；新政府要廣建公宅，公辦都更必須大力推動，但對如何化解釘子戶、甚至附近居民反對，以及公民團體的抗爭，仍毫無解方。即使是上任時聲望甚高的台北市市長柯文哲，要推動的幾項大型都市計劃，從南瓶案到西區變革計劃（三井倉庫遷移），都碰上文化人與公民團體強力反對抗爭。
簡單的說，台灣現在任何投資計劃，都要碰上反對聲浪，有些是來自有代表性的公民團體，但也有不少是毫無代表性、極度偏執、人數也少的所謂公民團體，過去的治理模式幾乎全然失效。世界銀行在檢討非洲經濟難以發展的問題時，曾以“治理危機”形容與詮釋，非洲的治理危機大半是來自政府的無能與貪腐，台灣現在的治理危機則來自社會力量上揚，政府無能找出新治理模式，但其導致經濟難以發展的結果，則是相同。
有此結果，除了社會變遷、網路興起，讓各種不同的力量更難控制外，政客的推波助瀾更是重要原因。當年馬政府時期，在野黨幾乎全部站在民間反對力量的一方，支持公民團體、抗爭民眾，力挺學生（太陽花與反課綱等），反對所有馬政府的政策。民進黨成功毀壞了國民黨統治，贏得政權，但在這個過程中也讓台灣的治理崩壞，現在算是自食其果。
政黨可以輪替，甚至消失，但台灣不行，新政府必須解決治理問題，否則未來不僅政府施政寸步難行，民間投資也將全面縮手，台灣經濟絕難有起色。80年代的英國、美國，都曾賴柴契爾夫人、雷根等領導人的決斷與魄力，讓“國家”重歸治理正道；台灣在解嚴後也曾出現嚴重治理問題，同樣有賴新治理模式與領導人魄力解決。蔡英文是否能稱職扮演那個重拾台灣治理的領導人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