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的房地產稅，在國外是一個城市的大收入，在我國為什麼收不起來呢？我國居民住房產權證都有了，但第一批產權證是福利分房而來的，那時候一平方米才不到1
000元，現在一平方米是五六萬元，尤其在北京二環裡邊，那該按哪個價格收稅呢？按後者收，居民說我根本沒有那麼多財產，政府說你一轉讓、一賣就五六萬一平方米，有人說在轉讓或者賣的時候收增值稅，有人說這怎麼能算作一種“收益”而收增值稅呢？諸如此類，問題多多。甚至於現在剛造好的房，居民把產權買下來，就開始考慮70年以後房子怎麼辦了。所以，這其中的很多問題民間智庫可以做些探索，可以做些研究，可以提供出一些不同的意見，將不同的案例給決策部門參考，而官方的國家級、高端智庫一般這些問題又很難研究。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也是一個半民間的智庫。由國家發改委、商務部等部門退下來的專家和官員為主組成，他們組織起來進行專門研究，做了很好的工作，他們辦了《全球化》雜誌，也非常好，也約我寫過三四次稿。他們的研究能夠較為靈敏、敏銳地反映資本外流的問題。中國公民到美國買房、中國企業到國外收購外國企業，開始在中國輿論界民眾是歡呼的，認為民族地位提高了。過去只有外國企業到中國來投資，很少有中國企業去收購外國公司。但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比較早地提出資本外流的問題，以及資本外流將帶來一系列的問題，不僅是有法律、財產歸屬問題等等，資本外流到一定程度還會影響人民幣的匯率。前車之鑒，日本日元的大貶值，除了和它經濟發展速度降低（到20世紀90年代後接近於零左右）以外，最大的就是日本大量的公司和公民個人到海外買房置地，甚至有人說夏威夷有一半都被日本人買去了。
上述方面是民間智庫的優勢，民間智庫可以提出這些問題，而這些問題又確實能給決策者很好的咨詢建議。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的努力下，國家現在對資本外流也在採取措施，比如出國前以人民幣換美元，規定一個人去旅遊只能換多少，要申請到國外買房子最多花費多少等等問題，國家開始有一定的規範。舉這個小例子，說明民間智庫有其很好的優勢。
但也有一些問題，只能由官方智庫來研究。比如工程院和中科院合作，由工程院牽頭的課題“中國製造2030”，研究到2030年中國的製造業應該什麼樣。中國現在是製造大國，但不是製造強國，質量、品牌都不領先，尚未產生重要的世界影響力。另外，現在還碰到產能過剩、開工不足、利潤下降等問題，該怎樣調結構？這些問題民間去做，基本上沒辦法，因為需要調查統計全國的數據，另外要發動各行各業的製造業，造船的、造火車的、造汽車的、造飛機的，還要涉及軍用、民用等等，要調用國家各個部門、各個機構的數據和參與。這就只有高端智庫來做，而且只有中科院和工程院聯合做。
所以我們講高端智庫，或者說體制內的官方智庫，主要是研究國家的大政方針、治國理政方面面臨的主要問題和矛盾。民間智庫則作為很好的拾遺補缺的角色，或者針對現在還比較小的問題，但隨著國家不斷發展會成為大問題的問題來研究，我想這兩者互補所缺，相得益彰。
《院刊》： 您認為未來中國，能夠形成思想市場嗎？
徐匡迪： 我國現在的思想市場，有但是很小，很局限。李開複在中國開的創業工廠就是思想市場的實例，它指導怎麼創業，因為他在國外搞風險投資很久，可以判斷某個創業想法是否可行。舉個國內企業的例子，比如在上海，出現了節能市場，有些公司沒有硬件基礎，僅有很少量的測試設備，但擁有強有力的技術人員，包括中青年骨幹及大學退休的教授、工程師，公司為商業樓宇測定每年電耗分布情況，據此做出節電方案。方案包含為商業樓宇每年節電多少度，用什麼方式來節電，並且不能影響上班，不影響工作，不影響舒適度，完全從減少浪費來節能。商業樓宇每年節能來的花費的2.5%付給節能方案公司。2.5%對於商業樓宇來說很小，但對於小的節能方案公司來說卻很大，如此則市場就形成了。
國外這些公司很多，像著名的麥肯錫公司等等，他們是靠提供咨詢來盈利的。公司從事“企業診斷”，即診斷企業運行上有什麼問題、財務上有什麼問題、市場開拓上有什麼問題，最後形成一份報告，收費，比如5萬美元。現在我國的很多大公司也找“診斷”，也有“診斷”公司出現，但現狀尚為“外來的和尚好念經”。
我國未來是否能形成思想市場？這要看未來到什麼時間，是5年還是10年，我想到2030年以後這樣的咨詢公司應該會有很多了，會出現今天美國市場上盈利的智庫公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