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類國家客觀地看到，中國的全球個性尚未定型，其崛起既可以激進到改造現有國際體系，也可能溫和地轉化為某種“和諧世界”。具體往哪個方向走，除了受制於中國的國內因素外，也取決於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的行為方式。基於這一觀察，這類國家意識到，在中國新個性的形成過程中，應當援用各種工具去施加積極影響。
也鑒於此，英國觀察家提出，歐洲國家現在應當採取相對獨立的對華政策。英國之所以率先表態加入亞投行，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表明，自己有意在對華關係上採取獨立的務實政策。如今在“脫歐”背景下，英國更希望全方位加強與中國等新興亞洲國家的關係，尤其希望維持並吸引中國投資。
英國等歐洲國家在採取更獨立的對華政策時，也深知自己處在夾縫中，所以，不希望陷入被迫選邊站的困局。為了自身最佳利益，它們感到，一方面應當鼓勵美國將中國視為平等對話的夥伴，不要一味地把中國當作發起挑戰的“威脅”；另一方面也應鼓勵中國降低與美國關係的緊張度。這些國家知道，如果自己太過接近美國立場，將有可能加劇亞洲的分裂，而這不利於歐洲在經貿、環保等方面目標的實現。
總之，面對中國和平發展所引發的國際變化，英國頂尖智庫提出，應當創造性地重新評估本國利益：確定自身國家安全的最大利益和最大威脅究竟何在，何種同盟關係或夥伴關係最有利於這一變遷的世界，應當造就一種什麼樣的全球治理結構，等等。就此而言，中國的快速發展儼然已成為世界各國都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
（來源：上海觀察；作者梅俊傑為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研究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