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劉俊雄還騙取危房改造等資金11.24萬元。
劉憨雄則騙取危房改造、村民供炭款等資金7.66萬元。
在貴州，普定縣馬場鎮灣寨村會計黃雲學利用職務便利，借“精准識別”新增貧困人口之機，違規將其子納入貧困人口名單上報，並蒙混過關。
在安徽，懷遠縣河溜鎮蓮花村原黨總支委員馬懷彬，違規將其母親申報為低保戶並獲得低保款8198元，使其弟弟違規獲取危房改造補助款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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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披露的數據顯示，在325起典型案例中，“村官”是主要違紀群體。
從涉事主體看，被查處的既有最基層的村民小組組長，也有縣處級官員。其中，約有218起案例是“村官”涉腐，占比67%；有61起涉及鄉鎮幹部，占比19%；有30起涉及縣區幹部，占比9%。
“通常而言，村級組織是黨和國家扶貧政策、資金資源落地的最後‘中轉站’，也是群眾基本情況、個人信息上傳的‘第一道關’，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刊文稱，“這個聯通上下的位置，讓村幹部在參與扶貧工作時具有許多潛在的影響力，一旦發生蛻變、滑向腐敗，將會直接侵害貧困群眾的切身利益。”
在杜治洲看來，“村官”是主要違紀群體的原因在於，扶貧資金和扶貧項目大多走向農村，“因此，對扶貧資金和扶貧項目有直接管轄權的村官，容易成為主要的腐敗群體”。
宋偉分析認為：“這凸顯了基層扶貧領域權力的集中性，並且相應權力得不到有效監督和制約。”
“扶貧領域的工作相對複雜，涉及環節較多，不同地區的情況有很大差異，因此必須通過制度建設進一步加強監督管理，圍繞工作程序制定嚴密流程，從而減少腐敗機會。此外，在扶貧工作監管方面，既要發揮各級紀委的監督責任，更需要各級黨委和職能部門發揮主體責任。”宋偉對《法制日報》記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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