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內參信息報送系統一直是黨和國家組織體系的一部分。中國智庫應按照實事求是的工作原則，反映客觀實際和社情民意、提出相應的對策研究成果，從而實現群策群力，為黨和政府科學和民主決策提供服務。中國智庫要努力做到專業性、科學性、人民性相統一，專業、理性與客觀相結合，努力成為黨和政府“信得過、靠得住、用得上”的工作幫手。
借鑒美國智庫研究中“前瞻性和戰略性”，加強中國智庫的問題意識和實踐導向。
由於社會制度和歷史文化的差異，中美智庫運轉機制和制度規定差異性較大，在諸如人才選用、財務預算等技術層面比較價值和借鑒性不強。但在多年來激烈的競爭中，美國智庫也表現出非凡的問題導向。一些智庫緊緊站在時代前沿，善於跟蹤趨勢，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做出診斷和研判。
當然，美國智庫不但善於提出問題，而且善於“製造問題”，借以提高知名度，引起輿論和政府關注。為吸引“金主”，美國智庫常表露出“憂患意識”，善於挑起“域外問題”，樹立“假想敵”，以期團結一致，拉緊盟友，一致對外。例如，近年來美國某從事國際研究的知名智庫在炒熱中國南海問題爭端上“功不可沒”。該智庫網站經常發布南海以及中國軍力的材料，成為媒體和公眾十分關注的資料和信息來源。
美國智庫的另一個可取之處表現為其研究的前沿性和戰略性。著名的《2025年世界風險報告》《中國2049前景》《2035年全球風險報告》均出自美國智庫之手。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報告並非一家美國智庫力所能及，往往也聯合政府部門、國際組織、其他國家智庫甚至俄羅斯智庫一起完成。為避免智庫研究閉門造車和信息碎片化，中國智庫今後也應集中力量多做一些戰略性、預測性的綜合性研究。
中國智庫要直面全球問題，拓寬國際視野，提高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
美國智庫的出現是擺脫“孤立主義”的結果。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為美國智庫發展提供了契機。因此，不少美國智庫自成立之日起便以全球戰略為主題，以研究國際安全、戰爭與和平等為重點。近年來美國智庫更是加強了國際非傳統安全、全球生態和環境保護等問題的研究。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外向型”的美國智庫在全球話題、國際問題中基本上是槍口一致對外，同唱一首歌，有時差別只是聲調不同而已。美國智庫借助研究全球性議題，表現出超強的議程設置能力和輿論引導能力。這無形中放大了美國的國際話語權，使得美國智庫成為美國政府全球外交的得力幫手。常常是美國智庫站在美國國家利益上提出他國內政或國際問題，儼然成為全世界必須關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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