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人改了，更多的人不改。
當我們說某些人有日本姓名，我們能說明什麼呢？對於改名換姓的故事，我們難道不應該多一些了解和理解嗎？
1949年以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大陸同胞和台灣同胞生活在不同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環境之下，兩岸同胞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更加顯得重要。
現在回到《天演論》的話題上來。
在嚴譯術語里，“優勝劣敗”、“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確如胡適所言成了“熟語”和“口頭禪”。然而，“感通”一語是引用率最低、影響因子最小的。質言之，赫胥黎倫理過程學說關於用情感來強化社會結合的基本論點不被看重。
魯迅曾以“沙聚之邦”和“一盤散沙”來描述近代中國社會的情感危機：人際冷漠、麻木、不善感通。
五四時期，凡是正面宣揚“愛的哲學”和情感力量的作品如冰心的作品，凡是正面揭露人際隔膜和情感危機的作品如葉聖陶的《隔膜》和魯迅有關“圍觀”場面的作品，都成了名篇、都擁有很多讀者。
赫胥黎關於強化社會結合和用情感來強化社會結合的基本論點，或者說，《天演論》關於“合群”和“群道”由“感通”而立之說，頗切合於近代中國的社會實際，但它只是部分地引起部分中國思想家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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