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暗中煽動聯合日韓台等盟友或准盟友向中國施壓或者製造麻煩，包括經濟上的聯合制裁以及政治外交方面的局部挑釁，譬如近期的“川蔡通話”、炒作“一中”議題等。當然這些動作都是手段或者籌碼，其最終目的在於迫使中國在“貿易戰”中作出有利於美國利益的讓步，同時希望敦促中國在遏制朝鮮上發揮更大效用，從而確保美國安全利益。
複雜多極結構下的有限變化
如上所述，特朗普上台後，基於傳統現實主義外交思維，很可能會在亞太政策上進行一系列的調整。但是，在當今世界“一超多強”的複雜多極結構下，特朗普的亞太外交政策變化具有相當的局限性。古典現實主義強調國家利益決定國家行為，但在冷戰結構下遇到許多無法解釋的問題，因此肯尼思.華爾茲在20世紀70年代末在古典現實主義的基礎上創立了新現實主義，其核心觀點是認為國家的對外行為不僅取決於國家利益，還決定於國家所處的國際結構。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特朗普上台後，其亞太外交政策的變化顯然還要受到當今國際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的制約。
首先，特朗普將會強化與中國的貿易戰，但在當今全球經濟結構下，顯然這種經濟“戰”會有所限度，會盡量維持在一種“鬥而不破”的程度。當前美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而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且是最具活力的經濟體，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2015年美國GDP約佔世界比重23%，而中國GDP佔世界比重約15%，同時2011至2015年，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超過25%的水平，可以看到中美雙方都在全球經濟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主導角色。在這種經濟結構的制約下，美國若與中國在經濟領域完全“開戰”，最後結果只可能是兩敗俱傷。
其次，出於財政壓力，特朗普雖然有可能會弱化對於其亞太盟友的義務防衛責任，轉而強調利益交換，但是，戰後尤其是冷戰結束後以來，亞太地區逐漸確立起了一種美國主導的美日韓台同盟或准同盟與中國大陸之間進行博弈競爭的結構，美國與其亞太盟友的關係的變化不可能也不會跳出這種博弈結構。因為打破結構比如美國撤離亞太對於各方來說都是最壞的結果。特朗普日前提名“瘋狗”馬蒂斯將軍擔任國防部長，可以推測特朗普政府未來若想要減弱其亞太聯盟義務，也意在通過一個“鷹派”的國防部長來有效震懾對手和維持盟友信心，進而保證美國對亞太的控制力，維護美國國家利益。
最後，目前來看，特朗普個人表現出一定的親俄傾向，但戰後以來長期的美俄軍事外交對抗結構，使得美俄之間缺乏一種必要的軍事外交信任。近年來，雙方在關於烏克蘭與敘利亞的問題上都進行了激烈的對抗，且至今尚未完全平息。因此不管從歷史還是現實因素來看，可以預測美俄關係即便能有所改善也非常有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