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中日釣魚島爭端加劇以來，美國一邊宣稱在該島主權問題上“不選邊”，一邊全面力挺日本：改稱釣魚島為“尖閣列島”，反復稱《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甚至以立法形式予以確認（2012年12月美國國會通過的2013年國防授權法含“反對任何試圖改變日本實際管轄釣魚島的行為”的條款），不斷強化美日軍事同盟，多次與日本舉行“奪島”軍演，一起強闖中國東海防空識別區，等等。尤其是，奧巴馬2014年4月下旬訪日時首次以總統身份表達了“《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的強硬立場，並在聯合聲明中支持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21)次年4月下旬，美日再修改《美日防衛合作指針》，再次強調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決定加強主要針對中國的全球性全天候防衛合作，實際上解禁了日本的集體自衛權。(22)
雖然台海不是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主戰場，但是美國決沒忽視台海這個連接東海和南海的戰略要道和台灣這顆遏制中國大陸的戰略棋子。此前美國就頻頻推出“以台制華”措施。2009年奧巴馬訪華時發表的承諾尊重中國核心利益的《中美聯合聲明》墨迹未干，美國就不顧中國的堅決反對，於2010年1月宣佈實施價值65億美元對台軍售計劃。2011年9月，美國又宣佈價值58億美元對台售武計劃，包括把台灣150架F-16ab型戰機升級為F-16cd型。奧巴馬上台後不到三年，美國對台售武總額就逾120億美元，超過其前任八年對台售武總額。2013年年初由奧巴馬簽署生效的2013年美國國防授權法含有對台灣出售F-16cd型戰機的條款。2014年4月上旬，美國衆議院通過向台灣出售4艘佩裏級護衛艦的議案，並由奧巴馬於同年12月簽署生效。2015年12月中旬，就在奧巴馬與習近平通電話的次日，美國又宣佈超過18億美元的對台售武計劃。2016年5月12日，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通過2017年國防授權法，其中包含以常態化對台售武和美台演訓增強台灣軍力的修正案。
即使在以互利共贏為主的經貿領域，美國制華也多管齊下：高舉貿易保護主義大棒，對中國輸美產品進行頻繁的“雙反”調查；籍口對華貿易逆差，反復指責人民幣𣾀率政策；拒絕履行中國“入世”時達成的協議，堅持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頻頻向WTO起訴中國；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TPP）牽制、破壞中國主導的東亞經濟一體化和虛化它無法主導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引導亞太國家制定全新的國際經濟規則以遏制中國經濟增長”(23)；以TPP與跨大西洋貿易投資夥伴關係（TTIP）佈局兩洋經貿戰略，構建新的世界經貿規則，架空中國已適應而它無法控制的WTO。
在日益重要的互聯網領域，美國打著“網絡安全”旗號推行“網絡霸權”，以中國為主要對手。近年來美國大幅增加網軍經費，成倍擴充網軍，實施全球性監聽和頻繁發動對華網絡攻擊，卻賊喊捉賊，稱最大網絡威脅來自中國。2012年11月14日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發表年度報告稱中國是網絡安全的最大威脅。
在被認為是奧巴馬當局不太重視的人權問題上，它只是與克林頓時期相比降低了調門，並沒放棄對華攻擊。2009年年底，希拉里高調指責中國限制網絡自由。奧巴馬先後三次在白宮會見達賴。除了在一年一度的“國別人權”報告和“宗教自由”報告中抹黑中國外，美國強調其“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民主、人權等價值取向，與日本企圖孤立中國的“價值觀外交”相呼應。
美國“非平衡性對沖”對華新戰略的原由
由於中國是當今世界經濟尤其是最有活力的亞洲經濟的火車頭且中美經濟深度相互依賴，美國要促進其經濟復蘇、維護其在世界經濟中的領導地位，就必須加大融入亞洲經濟的力度，加強與中國經濟交往和合作。而且，隨著中國國力越來越強、國際影響越來越大，美國要應對地區性衝突和領導世界應對越來越嚴重的全球性挑戰，也必須與中國合作。但是另一方面，“華盛頓的戰略思維更注重力量對比變化和權力競爭，重視軍事手段和地緣政治因素，追求優勢地位和影響力，習慣於以零和思維看待其他大國力量和影響力的上升。”(24)正是因為中國國力和國際地位不斷上升，尤其在亞太地區的影響越來越大，缺乏對華信任的美國更加懷疑中國崛起的和平性，把中國看作未來唯一可能把它擠出亞洲並使其喪失霸權的國家，“視中國崛起為它兩個世紀以來面臨的最大軍事、外交挑戰”(25)。雖然像米爾斯海默那樣，斷定中國不可能和平崛起因而必將是美國最大最危險敵手的人，和像白邦瑞那樣認為中國懷揣取代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百年夢想，因而一直在忽悠美國的人在美國還是少數，(26)但是許多美國人對中國崛起越來越感到擔憂，認為那是對中美關係的挑戰，他們將中國崛起看成對美國在世界上最有活力的亞太地區的根本利益的威脅。(27)即使中國只是經濟崛起，他們也難以接受。2010年11月美國有線新聞網的一次民調顯示，58%的美國受訪者把中國的財富和經濟實力視為對美國的威脅，僅35%的受訪者認為是機遇。(28)連強調國際相互依賴和國際合作的新自由制度主義代表人物約瑟夫．奈也認為，中國將運用正在上升的影響力，最終把美國從亞太擠出去，建立中國主導的亞太秩序。(29)一位對華一向不友好的美國學者道出了心裏話：“美國對中國總有一天會挑戰自己的恐懼日益增加，這導致它不可避免地為阻止中國國力和影響力自由增長而採取遏制中國的戰略”。(30)在美國看來，由於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勢力無論怎樣猖獗也無力像中國崛起那樣可能從整體上撼動美國霸權，俄羅斯再好鬥也無法根本威脅其霸權，因此維護霸權的根本目標要求它集中力量遏制中國快速崛起。這是美國在恐怖主義威脅沒有根本降低時就把全球戰略重心從中東轉移到東亞，並在烏克蘭危機使美俄關係緊張和異軍突起的“伊斯蘭國”攪得中東大亂的形勢下，仍堅持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根本原因。換言之，“雖然有中東的混亂以及與俄羅斯的關係緊張，但是美國總統在今後幾十年中要集中力量處理對美國的最大戰略挑戰，即中國國力的崛起。”(31)“奧巴馬政府明確告知世界，美將主要軍力部署在亞太的政策不會改變。”(32)
美國對華新戰略之所以具有以防範和遏制為主、以交往和合作為輔的“非平衡對沖”性，是因為美國雖與中國相互依賴、面臨諸多共同挑戰，但因國情、國性和發展模式皆與中國迥異而嚴重缺乏對華信任。一方面，面對全球化世界諸多共同挑戰和後金融危機時代其霸權相對衰落的現實，美國無法獨善其身，更無力隨心所欲，必須與經濟相互依賴的中國聯手應對金融經濟危機、恐怖主義和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威脅，並處理朝鮮半島問題和伊朗核問題等地區安全問題以及維護台海和平穩定，以維護其在經貿、反恐、環保、防核擴散、地區安全等領域的重大利益，阻止其霸權繼續相對衰落。但是另一方面，在美國看來，維護霸權這一最高國家利益是其全球戰略的根本目標，它與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最高目標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壓倒了中美經濟相互依賴和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的共同利益。“在權力平衡方面，中國的崛起和美國的主導地位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結構性矛盾。這在東亞尤為明顯。”(33)所謂結構性矛盾，就是根本矛盾，是由兩國關係的戰略格局和根本性質決定的具有零和性質的矛盾。
中美結構性矛盾意味著中美全面戰略競爭，美國不可能不把中國當作21世紀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34)面對中國快速崛起而自身霸權相對衰落的現實，冷戰思維和進攻性現實主義的零和國際關係理念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越來越大，使它以主要精力和資源應對中國崛起，聯合亞太盟國和夥伴國，共同防範、牽制、遏制中國。何況，作為自詡為肩負“人類使命”的特殊霸權國，美國在20世紀先後戰勝了法西斯主義和蘇聯共產主義後，以傳播“普世價值”之名輸出其自由民主價值觀，防範、延緩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最終實現“中國夢”，以免近代以來由西方主導的人類文明規範和國際體系秩序在美國手中被顛覆。總之，美國對華新戰略之所以偏向遏制而非合作，是因為隨著中國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崛起和中美國力差距不斷縮小，美國原來抱有的改革開放將使中國走向自由市場經濟和自由民主社會並充當“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的希望幾乎完全破滅，且慣於用“有色眼鏡”看中國的美國對華憂慮乃至敵意逐漸壓倒了對華需要和期望，中美在“高政治”領域的結構性矛盾壓倒了雙方主要在“低政治”領域的相互需求和交叉利益，尤其是雙方的競爭已上升到世界秩序之爭的高度。中美的世界秩序之爭，不僅體現在經貿、海洋、網絡等領域的規則之爭，更表現在對全球秩序的重塑與規劃之爭。“中美的世界秩序觀根本衝突：中國期待後美國的多極化世界，而美國在其相對權力下降時盡力維護自由秩序。”(35)中國堅決維護以聯合國為中心的戰後國際秩序，而美國極力維護其戰後自由主義霸權秩序。中國力圖使世界秩序朝更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而美國認為中國力圖修正甚至推翻它主導的冷戰後單極世界秩序。這就是奧巴馬多次公開宣稱要由美國而不是中國書寫新的國際規則的根本原因。(36)
美國“非平衡性對沖”
對華新戰略的內在矛盾與性質
從美國“非平衡性對沖”對華新戰略的內容和原因可知，它充滿內在矛盾。在美國看來，由於中國的國際影響不斷增大且難以斷定中國走向何方，對華合作與遏制都是必要的，但後者是重點。為維護其霸權，美國必須與中國合作，但是只合作不遏制，只會幫助中國完成崛起目標，從而終結美國霸權。要鞏固其霸權，美國需要遏制中國崛起，但是只遏制不合作，美國不僅會遭受巨大經濟利益損失，而且難以成功應對越來越嚴重的地區性、全球性挑戰，還會把中美關係推入美蘇式的對抗之中，從而威脅美國霸權。同時必須認識到，在美國對華新戰略的內在矛盾中，對華防範和遏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說，在認識美國對華新戰略的“兩點論”的同時，必須認識其“重點論”。美國對華新戰略表明：霸權焦慮、護霸心切的美國既需要與中國交流合作也高度懷疑中國的戰略意圖因而決心遏制中國，後者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換言之，雖然美國對華合作與遏制的最終目標都是護霸，但合作只是次要手段，功利性權宜性強，而遏制是主要手段，價值取向和戰略性突出，而且兩者一定程度上相互制衡，但遏制性凸顯。
美國對華新戰略主次分明的內在矛盾性在希拉里為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提出的“前沿部署外交”（forward-deployed-diplomacy）中就有明顯體現：強化雙邊安全同盟、擴大與中國等新興國家的工作關係、參與地區多邊制度、擴大貿易和投資、打造根基雄厚的軍事存在、促進民主和人權事業。(37)其中，除第二、第四項包含對華功能性合作成分外，其他四項都包含戰略性防範、遏制中國的要素。2015年7月1日出台的美國新《國家軍事戰略》報告也體現了美國對華新戰略的這一基本特點。該報告雖稱支持中國崛起並鼓勵中國成為更廣泛國際安全的合作夥伴，但指責中國的行動加劇了亞太緊張，稱中方對南海的主權聲索違反國際法，把中國與俄、伊（朗）、朝並稱為美國面臨的四大國家行為體威脅。(38)
這種主次分明的內在矛盾性既鮮明體現在美國對華新戰略的總體框架中，也表現在一些具體領域或環節裏。比如，在對華軍事關係方面，雖然2011年恢復對華交流後呈現持續進展，美軍兩次邀請中國海軍參加了環太平洋軍演，但美軍在西太平洋不斷加強針對中國的部署，準備不得已時與中國開戰。換言之，美國與中國的軍事交流主要是一種姿態，而加緊準備在西太平洋尤其是南海與中國的軍事較量是實質。再如，為了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和中美關係大局，美國支持兩岸簽署ECFA，贊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支持“台獨”，避免被拉下水；但是為了制衡中國崛起和維護其東亞霸權，美國對台大量售武，支持台灣擴展國際空間，不允許台灣與大陸聯手保釣和共同維護在南海的權益，給兩岸關係進一步發展制造障礙，防止兩岸走向統一。又如，在東北亞安全領域，雖然美國在朝鮮半島無核化問題上與中國合作，但其半島政策的重點是通過打壓朝鮮牽制中國，從而維護其東北亞霸權；雖然美國不反對中國抨擊日本為侵略戰爭翻案的企圖，但為了利用日本維護其霸權，它支持日本通過修改專守防衛的戰後安保體制以制衡中國的軍國主義式的對華戰略。
總之，美國對華新戰略雖包含與中國交往、合作的成分，但其重點是防範和遏制中國。很大程度上與美國對華新戰略重疊的所謂“亞太再平衡”之要義是：中國快速崛起打破了亞太力量平衡，威脅東亞安全、亞太和平穩定乃至美國霸權，因此美國需要把戰略重點從中東轉向亞太尤其是東亞來制衡乃至遏制中國不斷上升的影響，以維護其霸權。簡言之，“所謂‚亞太再平衡‛就是平衡中國的崛起，就是防範中國成為亞太地區的主導力量。”(39)
事物的內在矛盾決定事物的性質。因此，美國“非平衡性對沖”對華新戰略不是奧巴馬上台後美國心血來潮的權宜之計，也非對前任對華戰略的策略性修正，而是霸權相對衰落的美國為了實現護霸之根本目標，在維持對華全面接觸和進行有限合作的同時，重點防範、牽制、遏制中國快速崛起的新戰略，是美國對華戰略的一次大調整，“是一個開始不自信的美國試圖重塑其領導權的嘗試”，(40)本質上是一種具有內在矛盾的不平衡的“雙軌護霸”戰略。也就是說，美國旨在對華以合作為“輕手”、以遏制為“重手”的兩手實現霸權護持。這“標志著對自小布什政府以來美國政府對華戰略的重大轉變，中國現在已經成為美國戰略關注的最核心對象之一”。(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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