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找到了替罪羊（前者是猶太人與凡爾賽，後者是中國人與奧巴馬）；
——都擅長自我欣賞和偏執；
——都不按套路出牌……（筆者生怕有遺漏，不敢用句號）
全球主流媒體紛紛發問：特朗普是法西斯嗎？有人斷言：他當然是納粹！還有人經過一番細致的分析，發現特朗普與希特勒不同，但他和墨索裡尼是一樣的！特朗普參選的初期，人們擔心他是民粹。後來，越來越擔心他會不會是納粹。希特勒會重生嗎？法西斯會殺回來嗎？杜蘭特夫婦在《歷史的教訓》裡設問：為什麼歷史總是在重複它自己？因為人性在幾千年來就沒有什麼變化！當然，這樣想過於悲觀了。人類總歸有過深刻的教訓，使我們有所警覺，也能付諸反制的行動。
首要的是，防止個體的不滿演變為集體的非理性。賴希的《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提出，法西斯主義不是某個人或某個民族特有的，而是普遍埋藏於人類的性格結構，是每一個被壓抑的普通人既想反抗又不免崇尚的。希特勒的“成功”，依靠的是法西斯綱領與人們心理結構的耦合。
因此，塑造科學理性的認知，是彌補法西斯式人性缺陷的必要條件。
從心理層面過渡到現實，就需要在制度變革和政策設計上，更加注重公平。1930年代是絕對公平問題，21世紀則是相對公平問題。根據社科院房寧研究員的分析，支持特朗普的群體，更主要是由於相對利益的受損，而非絕對的生活水平下降。
面對被邊緣化所產生的“新民粹”，就要重新審視阿瑟·奧肯講的，公平與效率之權衡。否則，就會像卡爾·波蘭尼或薩米爾·阿明所說，法西斯主義作為對現代性問題（尤其是自由放任的市場）的一種反應，粉墨登場。
應該靠誰來彌補市場失靈呢？恐怕沒有唯一的救世主。既需要遵循法治、以人為本的政府，也需要面向草根、非營利性的社會組織，還有客觀中立的媒體，以及成熟理性的智庫。包括企業在內的各種社會主體，守住共同的底線，發揮各自的優勢，創建新的協作關係，才有避免任意一種極端的可能。
國際社會的相互理解與合作更是必須的。少些計較小利，多些擔當大義，才能不再為法西斯或其它什麼不祥的主義提供溫床。理性、公平、法治、多元共治、人類命運共同體——希望這個藥方有效。
（來源：中國網；作者：顧嚴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