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非漠視原則”在非洲大陸上的確立，也受到了歐安、獨聯體等組織“集體安全”政策的影響。冷戰結束後，西方思潮開始在非洲重新獲得影響力，人權等價值觀在非洲得到越來越多民眾的支持，當某一國家陷入無政府狀態、或者國家恐怖主義之時，該國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如何得到保障，其鄰國乃至整個地區的和平穩定如何保障，成為地區國際組織進行干預的考量。另一方面，非盟和西共體等國際組織積極干涉非洲各國事務，也是為了避免域外國家和世界主要大國介入非洲，維護非洲之於世界其他地區的獨立地位。最為明顯的例子就是2011年，當西方和海灣國家對利比亞卡扎菲政權劍拔弩張時，非盟積極站出來，致力於調停卡扎菲與反對派的衝突。遺憾的是，最終非盟還是沒能阻止域外國家對利比亞戰爭的干涉。
利比亞調停的失敗證明非洲的國際組織還是難以同大國強權相抗衡，不僅是外部強大勢力難以招架，就是非洲內部稍微強大一些的國家，也往往不接受非盟“集體安全”的干涉。縱觀非盟採取行動的國家，或是岡比亞、塞拉利昂等弱小國家，或是索馬里、馬里等一度失去強力政府的國家，但凡是強力政府尚存、體量具有一定規模的國家，非盟都不敢貿然干預。例如去年年底加蓬因為選舉結果爭議同樣陷入動蕩，但加蓬較大的政經規模、和加蓬現政府的鐵腕手段，最終阻擋了非盟的有效介入。
當然，站在維護世界和平的角度來看，軍事干預行動往往會對一國造成諸多後遺症，外國軍事人員大多對該國國情不熟悉，粗暴採取拉偏架的方式，反而激化了該國的社會矛盾，一時的干涉難以實現這個國家的長治久安。慶幸的是，本次對岡比亞的干涉行動最終以和平方式收場，鄰國的部隊沒有與岡比亞軍事人員發生大規模暴力衝突，賈梅也是在幾個鄰國領導人的耐心勸說下交出了權力。非洲社會對岡比亞的施壓和威懾顯而易見，但談判、勸誡在其中發揮了更多作用。當一個國家陷入動蕩，人道主義危機可能會爆發時，國際社會表達關切、出於集體安全形勢予以介入無可厚非，但介入的方式還是要以和平為原則。非洲的“非漠視原則”目的是維護區域和平與自主，所有手段都要以該目的為根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