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金融服務業為例，台灣的第三方支付、電子商務、衍生性金融商品的高度規範，致台灣每年雖有300-400億美元的經常帳順差，但島內資金外移，前往海外買基金、新的金融商品，致金融帳也出現大幅逆差，如能放寬管制，開發更多新金融商品或業務，留住民眾資金，甚至吸引海外基金，發展台灣成為亞太資產管理中心，又何愁沒有高薪的就業機會？社會大眾只看到中國大陸P2P、電子商務的弊端，但大陸電商的顛覆零售、物流，甚至阿里巴巴因電商獲利而轉投資造就的產業創新、對中小企業競爭力提升（螞蟻金服），我們卻視而不見。
其次，“衛福部”因擔心圖利財團、排擠民眾就醫權利，致長期照護、國際醫療缺乏產業化規則。長照重視在地化，但淪為地方勢力競逐、規模破碎，無力精進商業模式、吸引投資，也很難搭上國外盛行“醫養合一”的列車。國際醫療更在衛道人士反對下，將商機拱手讓予新加坡、泰國、韓國。最後為了解決全民健保的財務窘境，只能附加保費、採行總量管制，將醫療服務塑造成“低成本行業”，醫事人員的薪資凍漲也就不足為奇了。
再者，“教育部”在課程、師資、學費上的重重管制，也使得教育無力產業化，坐失海外華文教育商機。另外，“觀光局”的觀光基金如能槓桿民間資源，投入景點建設，規劃定目劇場，創造觀光業的附加價值，才更有能力分散對大陸觀光客的依賴，並扶植嗷嗷待哺的觀光及文創業者。
至於如何跨越上述三座大山，提升民眾薪資？就代工思維的改變而言，政府的補助，租稅獎勵應釋出部分資源鼓勵業者在利基領域上，投入品牌、行銷，假以時日必能逐步改變產業結構，減少代工比率。在專上教育過度投資的調整上，“教育部”除鼓勵大專院校合併外，甄選有意願學校，以先行先試模式，鬆綁師資、就業、課程的限制，並和國外大學合作，引進外籍人士來台就學，推動台灣成為華文教育中心，或可視為改革的起步。至於服務業規模太小，“行政院”應賦予各服務業主管部會一定比率的產業化績效指標（KPI），並改革公務員誘因機制使其勇於任事。同時，加強中高階公務員的輪調制度，提高跨部會協調、產業化思維，此外，以“先行先試”的“試點”地區，鼓勵部會進行創新，並引進投資。
在悶經濟、平庸經濟的沉重壓力下，如果政府依然停留在“舊思維”的桎梏下，只能追求漸進式的改變。那麼在可預見的未來，台灣經濟勢必無法跨越上述三座大山，而台灣民眾要脫離低薪苦日子，恐怕還有得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