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危機的根源
此時的歐洲更需要追問，當前難民危機的根源是什麼？事實上，這次難民“運動”的形成與仍然主導著全球治理模式的歐美體系密切關聯，互為因果。
當資本和技術推動的全球化樹立起“增長無國界”原則時，幾乎一切國家和民族的“優劣”被放在效益的天平上衡量和排序，沒有增長或缺乏增長幾乎成為落後的唯一標準；當人作為勞動力資源被全球調配時，“落後”文化圈的民眾受到選擇性鼓勵，進入“先進”文化圈的社會大生產，支撐增長持續擴展，文化多元主義應運而生，以融合移民帶來的異質文化，避免社會的分裂。當全球化受到歐美體系外弱勢民族國家的抵抗時，“人權高於主權”又成為強勢體系推行全球治理的普遍原則，試圖取代不干涉內政的原有準則。尤其在冷戰結束後，干涉主義盛行，國與國之間使用武力的行為有了合理性。
在這一波歐美體系治理全球的努力中，增長、多元、人權和民主等被賦予了絕對的道義力量，違者將受到廣泛的譴責和懲罰，強大的輿論和學術提供了道義和學理的鋪墊，強大的軍事力量提供了行動上的支撐。中亞北非是這場治理的試驗場之一，截至目前的試驗結果是：該地區不少國家經濟崩潰，維繫國家完整性的政權瓦解，無政府亂局中滋生的宗教原教旨主義、極端主義進一步摧毀民眾賴以寄托的精神家園。失去物質基礎和精神依托的人們，能夠選擇的只有遷徙和逃亡，最理想的目的地自然是鄰近發達的歐洲。
但並不是他們所有人都受到歡迎和接納，歐洲的增長也是有國界的，歐洲的文化多元主義也是有限制的，歐洲的道義主義更是有前提的。歐洲目前就難民問題呈現給全球的做法依然是國家利益至上，換句話說是國家利己主義在回歸。儘管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現出道義的品質，但她因此受到孤立，法國總統馬克龍的“歐洲主義回歸”至今並沒有能夠化解歐盟在難民問題上的分裂，這具有宿命般的悲劇色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