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宗教極端主義者往往以恐怖分子的面目出現，頻繁在世間製造暴力事端，成為了世界各國政府“人人喊打”的對象。在反宗教極端主義成為世人共識的背景下，對宗教勢力的曖昧態度會讓別國抓住把柄，如卡塔爾因為長期同情穆斯林兄弟會，而成為了沙特、埃及等國的眼中釘，遭遇了斷交潮和交通封鎖。土耳其雖然比卡塔爾大得多，但是如果因為同情宗教極端勢力而遭到國際社會孤立，一樣難以招架。
當然，在埃爾多安心目中還有比他更“激進”的宗教勢力，那就是他指控的未遂政變“主謀”居倫。儘管伊斯蘭蘇菲主義多數情況下以消極遁世而著稱，但埃爾多安還是給居倫這位蘇菲教士扣上了“恐怖分子”的帽子。但這樣一來，既然居倫這個伊斯蘭教士是“恐怖分子”，那麼埃爾多安就不好再將自己的宗教色彩強化，否則一個伊斯蘭宗教人士指責另一個伊斯蘭教士涉恐，就會顯得蒼白無力。
最後，埃爾多安這一年來大肆抓捕和開除異己，並且多數涉及軍人、警察、法官和政府官員等要害職業，這些人及其家庭的滿腔怨恨無疑激化了國內矛盾，甚至會威脅到埃爾多安的安全。
因此，埃爾多安繼續實行伊斯蘭主義思想的話，難度極大，當然，對於埃爾多安而言，民族主義是更為有效的執政理念。土耳其長期活躍著“雙泛勢力”，即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但兩者的組成人員不盡相同。埃爾多安是前者的代表，而前者主要是歲數偏大、出身較為貧困、偏遠地區的人們所推崇；而泛突厥主義則更能吸引年輕人和海外土耳其人的目光，滿足他們的愛國熱情，還能在國境之外實現更大的政治野心，土耳其活躍的“灰狼”組織，就是後者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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