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近一段時間來，台灣地區的民間輿論正悄悄發生變化，一些青年再到大陸求學就業後，以其在大陸的親身見聞，比照台灣相對發展落後的情況，對台灣一些媒體受眾產生了“震撼教育”的作用。如果是“太陽花學運”或“去中國化”運動的骨幹所發表的文章，所能起到的教化作用，應該就更巨大。因為傳播者和受眾都是“鍵盤戰士”，他們在網路或社交媒體的交流都是以與自己觀點立場較為相近者開“群”，因而對迷失青年的開化就將是事半功倍，其作用可能會比那些被形容為“親中”媒體或人士的效果要強得多。
文章續道，當年中國與法國建交，由於是在六十年代的特殊國際環境及鑑於戴高樂與蔣介石的特殊關係，北京不要求巴黎立即與台北“斷交”。而台灣當局卻以為有“轉彎”機會，卻一反其“漢賊不兩立”政策，遲遲沒有“撤館”，從而造成“兩個中國”的假象。周恩來向廖承志交代任務，由香港新華社台灣事務部的黃文放執行，找來當時掛“中華民國”紀元，因而可以輸入台灣的《星島日報》的社長總編輯周鼎說明情況，周鼎親筆撰寫社論，批評蔣介石搞“兩個中國”，台北當局當即宣布從巴黎“撤館”。
因此，這種“攻心為上”的宣導藝術，正是當前應當學習及運用的。不但要堅持“一代一線”，而且更要向“太陽花學運”埋手，爭取他們中的一個人的效應，可能比一百個普通青年還要大得多。當然，應是雙管齊下，但更要注重做好“太陽花學運”骨幹的轉化工作。如果一味以“反大陸卻攢人民幣”為由拒絕他們到大陸就業或參訪，就將會加劇“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的效應，將一些可能拉一拉就拉過來，推一推就推過去的人，更為推到自己的對立面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