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哲學家魯文·奧吉安曾說過，產生極端分子的土壤既與歐洲自身社會經濟環境有關，也與國際形勢密不可分。
首先，恐襲增加與歐洲國家的對外干預政策有關。為爭奪資源和市場，歐洲國家一直試圖在中東地區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但歐洲國家的強勢競爭和利己政策不僅沒有解決該地區的經濟發展問題，反而從外部導致阿拉伯世界工業化發展滯後，導致貧困和社會財富分配不均，為恐怖主義提供了溫床。
歐洲國家還追隨美國強行推銷“自由民主”，扶持親己政權，人為在中東地區製造分裂。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歐洲問題專家申義懷坦言，歐洲恐襲增多是常年追隨美國外交的苦果。近年來，歐洲國家不但追隨美國參與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還支持“阿拉伯之春”、欲推翻敘利亞巴沙爾政權。雖然一直高舉反恐大旗，但西方國家奉行反恐雙重標準，將反恐問題作為推行其在中東強權政策的工具，非但沒有消滅恐怖主義，反而為恐怖主義提供了賴以生存的土壤，導致歐洲陷入越反越恐的怪圈。
其次，歐洲近年來經濟持續低迷，失業率居高不下，進一步惡化了歐洲社會原本就存在的移民融入問題。
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及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認為，金融危機導致西方國家經濟發展長期停滯，致使中等收入人群收入增長停滯，人們怨恨情緒不斷上升。在英美等國，這些怨恨情緒被投諸於社會頂層的精英和外來移民身上。英美人不願和外國移民分享他們的“國民身份”和這一身份背後的好處，社會的保守化傾向不斷加劇。
再次，西方民主制度固有的悖論導致社會邊緣群體利益無法得到保障。魯文·奧吉安認為，歐洲國家恐怖襲擊頻發不應僅僅歸結為文明和宗教衝突，它還是社會制度內部衝突和矛盾的體現。另外，歐洲國家的基督教主流文化，對穆斯林文化的曲解和排斥仍較為嚴重。
在歐洲不少國家，穆斯林群體往往被邊緣化。如果說第一代少數族裔由於移民的身份還能忍受，他們的後代則普遍存在身份認同的困難和挫折感，感覺自己沒有被社會平等對待。他們中的一小部分極端分子選擇用暴力對抗“被邊緣化”，但暴力衝突又讓雙方陷入“以暴抗暴”的惡性循環，把歐洲拖入越反越恐的怪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