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實現了兩岸最高領導人的歷史性會面，就堅持“九二共識”、進一步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積極共識，建立了兩岸政治對話的新模式。兩岸最高領導人會面商談並達成積極共識，開啟了兩岸政治對話的新模式，這對於今後兩岸關係的長遠發展將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兩岸跨越了重重艱難險阻，實現了最高層面的政治對話，這顯然是過去五年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中的最大亮點。
其次是雙方主管兩岸事務的機構負責人常態化聯繫溝通機制的建立。雙方主管兩岸事務的機構“國台辦”與“陸委會”成立20餘年來，始終是通過“白手套”——兩岸受權協商團體海協會和海基會進行交流接觸和事務性協商談判。由於海協會和海基會的功能定位在“民間性、經濟性、事務性、功能性”的層面，不具有政治性定位和考量。在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的深水區後，隨著兩岸關係的不斷深入發展，經濟、民生等方面容易做到的事、容易處理的問題和矛盾大都已經得到解決，而涉及到雙方政治關係、政治定位等結構性矛盾則難以解決，且這類政治結構性矛盾隨著兩岸關係的深化，越來越需要面對。因此必須通過“雙方共同努力，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這樣才能使兩岸關係行穩致遠。如同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所言，破解兩岸關係發展中的一些難題必須要有點想像力，對兩岸關係未來發展應該有更大的想像力。這就意味著需要通過制度創新來推動兩岸政治關係的發展。建立雙方主管機構及其負責人常態化聯繫溝通機制，就是這種政治想像力和創新的集中體現。通過建立雙方主管機構負責人的制度化聯繫溝通機制，把重點放在關注政策性、原則性問題上，這有利於解決妨礙和制約兩岸關係發展的突出問題，為兩岸關係發展注入新的活力與動力。
兩岸最高領導人直接會面對話的模式和雙方主管兩岸事務的機構負責人常態化聯繫溝通機制的建立，其意義十分深遠，可謂是兩岸關係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儘管目前由於台灣政黨輪替使兩岸關係發生逆轉，致使高層政治對話及常態化聯繫溝通機制無法延續、被迫中止；但其開創的這種政治對話與制度創新模式，將對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起到重大的示範作用。未來一旦兩岸關係形勢發生逆轉變化，兩岸再度擁有共同的政治基礎後，隨時可以開展最高領導人直接會面商談；隨時可以恢復雙方主管兩岸事務的機構負責人常態化聯繫溝通機制。
從來兩岸關係的發展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回首過去的五年乃至兩岸交流三十年以來的歷程，無一不證明了這一點。從歷史的眼光回望，不難發現這是災難深重的台灣民眾，自甲午戰敗、被腐朽的大清朝廷無情拋棄，遭受日本五十年野蠻殖民統治的慘痛記憶所致；是從大陸敗退逃台的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下長期反共宣傳教育所致；是李登輝、陳水扁等台獨勢力二十餘年來從修改教科書開始，撕裂民族情感、製造族群分裂的台獨洗腦和與之相伴隨的恐共、仇中情緒所致。正是在這樣慘痛的歷史記憶與現實意識形態桎梏的包圍下，經過別有用心的台獨政黨和政治人物的不斷煽動，台灣同胞對於2008年以來兩岸關係的快速發展心存疑慮，甚至有一種刻骨銘心的恐懼和焦慮。他們擔心再次被出賣、“被統”；擔心好不容易得到的“出頭天”當家做主的民主權利又會失落；擔心成為祖國大陸的附庸和統戰的犧牲品。這種深刻的恐懼和疑慮，是“太陽花學運”的種子和土壤，也是國民黨執政當局2016年大選慘敗的根本原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