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三高”導致庫房“水浸”，但是“三高”實際也蠶食了香港市民財富。去年樓價指數上升了15%，多數業界也預測今年還要升15%，樓價之高蠶食市民財富，而印花稅更是直接多收市民腰包里的存款。名義上香港是實行低稅制，但是市民即使不計樓價飆升而額外多付的支出，就算交付印花稅的支出也因為樓價飆升而升得驚人。
自然也有相當部分有樓財團和有樓人士因為“三高”而賺得盆滿鉢滿，或者身家膨脹。但是可怕而又可悲的是，香港的競爭力也由此消蝕。固然香港還有不少財團在世界、在亞洲排名不低，但是有誰敢說自己具有新一代的競爭力？記得大陸改革開放之初，香港中小企為珠三角發展打開了一片新天地，後來則多數退回香港。為什麼？固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過他們當中許多人說“做廠幾百人‘捱更抵夜’不如返香港炒一棟樓”是主要誘因。不然，無法解釋如今深圳在GDP（本地生產總值）和創新力上超越香港。
“高地價”、“高樓價”和“高租金”對於香港還有兩個重要惡果，一個是不斷拉高香港的堅尼系數、擴大香港的貧富差距，有樓與無樓既是香港階級劃分的重要標誌，更是富者更富、貧者更貧的一個重要原因。僅從回歸20年的經驗看，便可得出一條規律：“三高”愈高，堅尼系數愈大。
另一個惡果是，政府無法擺脫對“土地財政”的依賴。筆者相信，此時此刻陳茂波“打死”都不會說出對“土地財政”的真心話，他不靠賣地、不靠印花稅，又靠什麼呢？於是我們可以看到政府的一個悖論：政府不能說無心扶貧滅貧，但是其所依賴的“三高”恰恰是當前香港貧窮一個重要的產生根源。從社會學角度看，政府的責任是通過“二次分配”去資助低收入階層、平抑社會矛盾，但實質上只能給些免一兩個月租金、發車津補貼等小恩小惠，而對造成貧窮的重要根源——“三高”猶猶豫豫，不敢真作為，甚至對地價樓價“患跌不患升”。
巨額資源應用於填海
當然，香港的財政政策是香港特區政府賴以生存的政策，不是這一屆政府可以解決，可能要捱到“50年不變”結束。當前的問題很現實，就是如何用超高盈餘。筆者的思路財富既然來自“三高”，很應該用回到造“生地”建廉租屋和其他公用房屋，既優先解決無房戶、劏房戶和困難戶，也為緩解貧富矛盾做些事。根據運輸及房屋局發布的《長遠房屋策略》2017年周年進度報告，指未來10年總房屋供應目標維持46萬個單位，公私營房屋比例維持6：4。不過，已掌握的土地如全部順利建屋，亦只能興建23.7萬個公營單位，仍有4.3萬個公營單位未有地。土地供應不足是本港房屋問題癥結所在，未來無論增建公屋、推出資助房屋，還是增加私營房屋，都需要有足夠土地。
陳茂波最近還是做了件好事，就是終於啟動東湧填海，這是很難得的開始。其實當前覓地建屋，填海是所有辦法中最實際、最可行的，財爺很應該將巨額資源用於此。這是造福香港的千秋功業。
來源：明報 作者：劉瀾昌，資深傳媒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