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示四：塑造國際規範、主導國際制度是獲取國家利益、增強國家軟權力的重要途徑，但是為謀取私利而破壞國際規範與制度，或在國際合作中斤斤計較，會削弱國家軟權力。
現代國際規範與制度是當今國際社會普遍遵循的行為準則與行事規則，其核心是國家主權原則，即國家主權平等、不容侵犯和內政不容干涉。美國作為二戰後首要大國，主導制定了國際社會沿用至今的這套行為規範和制度框架，且為維護這個規範和框架而主持過國際正義，如1991年在聯合國授權下領導多國部隊發動海灣戰爭，懲罰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美國霸權的威望意味著強大的軟權力，其霸權的制度性降低了霸權護持成本，此乃其霸權延續的重要原因。但是，冷戰後尤其是“9·11”後，憑藉其世界獨大地位，美國常以保護人權或主持正義為由干涉別國內政，甚至打著“人道主義干涉”、“反恐”、“反擴散”的旗號侵略別國，為謀取霸權私利而破壞國際規範與制度，導致其霸權軟權力下降。保護人權、反恐都必須在現行國際法框架內，以遵守國家主權原則為前提。主持正義是指在國際關係中（而非到一國內部去）主持公道，在國際爭端中明辨是非曲直，不偏向任何一方，不可以主持正義之名，行干涉別國內政、侵犯別國主權、謀取霸權利益之實。任何打著“反恐”、“人道主義干涉”或“保護的責任”等旗號破壞現行國際規範和制度的所謂“正義之舉”本身是不正義的。
中國作為聯合國主要創始國之一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率先宣導者，為現有國際規範與制度作出了重大貢獻，應繼續充當現有國際規範與制度的維護者、踐行者，抵制霸權主義及其他國際違法行為。而且，作為和平崛起中的負責任大國，中國應根據時代變化和自身國力和影響力的上升而承擔更大國際責任，與時俱進地對待現有國際規範和制度，參與改革、完善其中不合理、不公正或與時代不相適應的部分，主導制定全球治理規則等國際社會迫切需要的新國際規則。比如，隨著全球人權意識勃興和共同安全觀漸趨流行，尊重、保護人權和維護共同安全正在成為“普世原則”，因此當某國的確發生人道主義災難或其內亂、內戰嚴重威脅鄰國安全和地區穩定時，中國應該在尊重該國主權與保護該國人權、維護鄰國安全和地區穩定之間尋求平衡，把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相結合，支持國際社會在聯合國框架內合法適度介入，否則會被指責為忽視人權甚至是專制政權的庇護者，不利於佔領國際道義高地，不利於樹立中國的負責任大國形象。中國還應以美國濫用美元霸權謀取私利為戒，既以人民幣國際化促進中國和平崛起，又要踐行合作共贏新理念，努力使人民幣逐步變成公正的國際公共產品。中國要穩步推進以“一帶一路”為代表的國際合作，引領打造合作共贏新模式、新規範，讓更多國家搭上中國發展的快車、便車，摒棄重商主義的“相對獲益”觀，更不可如今日美國那樣在對外交往中錙銖必較、斤斤計較。總之，和平崛起中的中國既要汲取歷史上德、日等崛起大國以武力推翻既有國際規範與制度的教訓，並以美國霸權行為損害其軟權力為鑒，恪守永不稱霸的承諾，又要對國際秩序的公正化、全球化作出應有貢獻，逐步為國際社會提供優質公共產品，以較小成本在全球事務中發揮積極引領作用。
啟示五：在國際關係中分清親疏敵友無可厚非，但搞雙重甚至多重標準，總體上不利於增強國家軟實力。
在無政府的世界體系中，大國對友國履行合法義務，不僅可獲得利益回報，增強戰略信譽，而且一定程度上有利於地區和平穩定。但是，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法律上一律平等，這是現行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大國特別是“領導國”只有遵守這一原則，公正對待所有國家，在處理國際問題時一視同仁，才能樹立良好國際形象，維護其國際威望。二戰後以來，美國保護盟友為其霸權贏得了戰略信譽，但是它往往在國際關係中搞雙重、多重標準，因而損害了其“公正”形象和國際威望，總體上有害於其軟權力。“由美國等西方國家主導的現行國際體系的特徵之一是它建立在公平和市場開放的規則之上”〔38〕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因為美國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往往不公正：在核不擴散問題上，美國對以色列執行最鬆標準，對印度執行較鬆標準，對巴基斯坦執行較嚴標準，對朝鮮、伊朗執行最嚴標準；在人權問題上，美國一向搞雙重標準，對別國評頭論足、指手畫腳，而對自己避而不談；在國際貿易中，美國要求別國行自由貿易，自己搞保護貿易；在網路安全方面，美國把自己搞的安全情報竊聽正當化，而把別國從美國獲取商業情報的行為非法化。美國一手操縱的所謂“南海仲裁案”更是它不公正因而損害其軟權力的例子。美國在中菲南海爭端中完全站在菲律賓一邊，企圖以“國際裁決”損害中國的南海主權、海洋權益和國際形象，但結果弄巧成拙，反而損害了其國際形象，因為公開支持中國的國家有70多個，而公開支持美菲的國家不過10個。因此，在國際關係中，中國要親疏有別，但須以美國不公正的霸權行為為戒。
總之，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國必須在繼承和光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充分吸收人類文明一切優秀成果，既借鑒美國霸權軟權力興盛的成功經驗，也汲取其衰落的諸多教訓，擯棄霸權國的“雙重標準原則”，奉行“王權國”的“規範原則”，〔39〕不斷增強自身軟實力，穩步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與和平發展戰略，與世界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註釋：
〔1〕[美]約翰·伊肯伯里：《大戰勝利之後：制度、戰略約束與戰後世界秩序重建》,門洪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87—193頁。
〔2〕學界一般把“9·11事件”開啓的國際關係新階段稱為“後9·11時代”，但稱之為“9·11時代”應該更準確。參見鄭保國：《“9·11時代”美國對外戰略的危險“創新”》，《外交評論》，2007年第5期。
〔3〕閻學通：《國際政治與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84頁。
〔4〕G. John Ikenberry ,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in the Age of Terror” , Survival ,Vol.43 , No.4 , Winter 2001-2002 ,pp.19-34. 轉引自門洪華：《霸權之翼：美國國際制度戰略》，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14頁。
〔5〕In Hurd, “Legitimacy and Authorit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3, no.2, 1999,pp379~408.
〔6〕金燦榮：“美國外交的國內政治制約及其在後冷戰時期的特點”，載牛軍：《克林頓治下的美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199頁。
〔7〕王緝思：“冷戰後美國的世界地位與外交政策”，載牛軍：《克林頓治下的美國》，第33頁。
〔8〕[美]約翰·伊肯伯里：《大戰勝利之後：制度、戰略約束與戰後世界秩序重建》，第187—193頁。
〔9〕伊肯伯里認為：主導國與參與國的實力差距越大，越容易達成制度性約束協議；所有參與國越具有民主性質，越容易建立制度性國際秩序。參見約翰·伊肯伯里：《大戰勝利之後：制度、戰略約束與戰後秩序重建》，第65—71頁。
〔10〕時殷弘：《國際政治與國家方略》，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19頁。
〔11〕[美]基米·卡特：《忠於信仰》，新華出版社1985年，第166頁。
〔12〕Freedom House, Freedom in the World: the Annual Survey of Political Rights and Liberties, 1990-1991, 1991-1992, 1992-1993, 1993-1994, 1994-1995, New York: Freedom House, 1995. Freedom Review,Jan/Feb,1996.參見劉建華：《美國跨國公司與“民主促進”：一種國家—市場—社會關係分析視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版，第81—82頁。
〔13〕宋小川：“從“占領華爾街”看“美式民主”的非民主本質特性”，《馬克思主義研究》，2012年第3期。
〔14〕Robert H. Bork, “Civil Liberties After 9/11”, Commentary, Vol.116, No. 1, July-August 2003.
〔15〕Bill Winter, “The Monarchization of America Under Bush,” Libertarian Party,October29,2004,http://www.nucnews.net/nucnews/2004nn/0410nn/041029nn.htm#680. 轉引自[美]查默斯·約翰遜：《帝國的警鐘：美國共和制的衰亡》，周潔譯，生活·讀書·新知出版社2009年，第1章第3頁。
〔16〕[美]查默斯?約翰遜：《帝國的警鐘：美國共和制的衰亡》，第1章第3頁。
〔17〕[英]馬丁.沃爾夫：《美國正在放棄其軟實力》，《金融時報》，2017年6月2日。
〔18〕[美]威廉·霍姆多夫：《誰統治美國：權力、政治和社會變遷》，呂鵬、聞翔譯，譯林出版社2009年。
〔19〕黃萬盛：《民主的霸權與民主的破碎》，載瑪雅主編：《美國的邏輯》，中國經濟出版社2011年，第38頁。
〔20〕[美]克萊G. 瑞恩：《道德自負的美國：民主的危機與霸權的圖謀》，程農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5頁。
〔21〕Francis Fukuyama, “America in Decay: 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Dysfunction,” Foreign Affairs, Step/Oct. 2014,Vol. 93, No. 5, pp.5~26;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New York, N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22〕鳳凰網，鳳凰國際智庫：《“穆勒調查”》，2017年6月16日，9：4：49。
〔23〕William A. Galston , “Why a First Strike Will Surely Backfire?” Washington Post , June 16 ,2002.
〔24〕[法]夏爾—菲利普·戴維：《安全與戰略：戰爭與和平的現時代解決方案》（增訂第二版），王忠菊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1頁。
〔25〕[法]夏爾—菲利普·戴維：《安全與戰略：戰爭與和平的現時代解決方案》（增訂第二版），第15頁。
〔26〕[美]約翰·伊肯伯里：《大戰勝利之後：制度、戰略約束與戰後世界秩序重建》，“序言”，第23頁。
〔27〕“Global Economy Gloom-China India Notable Exceptions”, http://pewglobal.org/reports/pdf/260.pdf. 轉引自顔劍英：“全球反美主義對美國軟實力的影響”，《國際問題研究》，2010年第2期。
〔28〕徐崇利：“新興國家崛起與構建國際經濟新秩序——以中國的路徑選擇為視角”，《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10期。
〔29〕新浪財經，2017年6月2日，9：19。
〔30〕[美]彼得.J.卡贊斯坦、羅伯特.O.基歐漢編著：《世界政治中的反美主義》，第4頁。
〔31〕Kevin Sullivan , “Views on U.S. Drop Sharply in Worldwide Opinion Poll ,” 轉引自[美]安瑪麗·斯勞特：《這才是美國：如何在一個危險的世界中堅持我們的價值》，第185頁。
〔32〕中國新聞網，2010年05月20日 13:46。
〔33〕“美國全球角色改變引關注”，《人民日報》海外版，2017年7月29日。
〔34〕陳曙光：“價值觀自信是保持民族精神獨立性的重要支撑”，《求是》，2016年第4期，第47頁。
〔35〕閻學通：《世界權力的轉移：政治領導與戰略競爭》，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9月版，第218頁。
〔36〕參見閻學通：“公平正義的價值觀與合作共贏的外交原則”，《國際問題研究》，2013年第1期。
〔37〕[法]托克維爾：《論美國民主》（上卷），董果良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358頁。
〔38〕G.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Volume 87, No.1, January/February 2008, pp 29-30.
〔39〕閻學通：《世界權力的轉移：政治領導與戰略競爭》，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9月版，第248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8年4月號，總第24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