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美國發動貿易戰的針對目標為什麼是《中國製造2025》戰略呢？主要有三個原因。首先是歷史的慣性。自從美國成為國際體系的霸權國以來，對新興國家的工業發展一向特別敏感與警惕。無論是意識形態迥異的蘇聯還是二戰後同屬同一陣營的日本，只要其工業產值達到美國一大半（據說是70%以上）就會遭到美國的壓制。對付前者，美國發動了冷戰攻勢；而後者則遭遇《廣場協定》。2013年度，中國的工業產值就是美國的126%，自然引起了美國的疑慮與不安。可以說針對《中國製造2025》的貿易戰還是霸權護持的思維在作祟。
其次是限制中國的超級產業發展。經濟學家趙英認為，所謂“超級產業”指的是這樣一些產業，它們在一定歷史時期內，以其所具有的巨大規模（產業規模、產業內企業的規模），所需進行的巨大投入（人力、物力、財力等等），產生效果所需要的巨大空間（雙重意義上的空間：經濟意義上的市場空間和自然地理意義上的空間），帶來的巨大利益，成為當時主要國家綜合國力以及戰略能力的主要來源與體現，成為當時進入大國俱樂部的門檻。這些產業對國家綜合國力的提高，起著重要的帶動作用；對軍事實力的成長，軍事力量質的飛躍，起著明顯的或潛在的推動作用；對國家的國際威望增長，有著重大影響。這些產業中的某些產業，由於其在上述幾方面的重要作用，往往其本身就既可以看成是經濟力量，又可以看成是軍事力量或政治力量，對人民“求富”與國家“圖強”均產生重大影響。如當代的宇航產業、信息產業。《中國製造2025》強化的是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整體實力，對於超級產業的強大具有關鍵性作用。一旦中國在超級產業領域取得技術方面的突破，將使其綜合國力得到快速增長，美國認為這種增長對其霸權產生威脅，故而對《中國製造2025》採取打壓措施。
最後是阻止中國的產業升級。長期以來，中國處在全球價值鏈分工的中端區間，因此中國的對外貿易規模龐大（貨物貿易世界第一），但質量不高，具有明顯的“加工工廠”或“組裝車間”的特征。改革開放初，中國以廉價勞動力優勢參與全球分工，當時國際貿易的格局是中國出口勞動密集型的制成品，進口高科技、高附加值的產品，“十億條牛仔褲換一架波音飛機”。中國作為一個大國，不應滿足於低端的加工工廠角色，甚至被長期鎖定在全球價值鏈的低技術，低附加值的低端環節，經濟的轉型和產業的升級是其必然的戰略選擇。
現如今，中國的先進製造業有了長足進步，5G芯片、超級計算機、高鐵、航天、核電站等先進製造業不斷進步。而《中國製造2025》的目標就在強於先進製造業，從而使中國的工業產業因此得到升級，提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地位，這樣必然威脅到西方國家的經濟利益。因此美國不惜對《中國製造2025》下手，以此阻止中國的產業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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