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美國、國內政治與特朗普革命
如果僅從外表和整體看，美國還是那個美國。例如，美國的經濟總量還在繼續上升。IMF資料表明，2017年美國經濟總量為19.4萬億美元，淨增長738億美元。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美國占全球經濟的比重從2016年的15.5%下降至2017年的15.3%，跌幅為0.2個百分點。如果以美國農業部提供的國際宏觀資料計算，2016年美國實際經濟總量為16.9億美元，2017年上升至17.2億美元，淨增長371億美元，美國占全球經濟的比重從2016年22.0%下降至2017年的21.8%，跌幅不到0.2個百分點。因此，從經濟總量意義上說，無論是絕對地位還是相對地位，美國還是穩定的。
從軍費開支看，美國也依然名列前茅，超出前十國的總和。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提供的資料顯示，2016年美國軍費開支為6111.9億美元，比2015年增加了151.8億美元，占全球軍費開支的36.0%，比2015年還增加了0.3個百分點。特朗普上台之後，更是大幅度增加了軍費開支。
在軟實力方面，美國下降的幅度也不像我們想的那麼大。西班牙皇家埃爾卡諾研究所研發了一個“全球存在感指數”，其中包括經濟、軍事和軟實力三個方面。按分指數來看，2015年美國軟實力得分為1738.2，2016年得分為1745.0，增長6.8。從相對角度來看，中國的軟實力在2015和2016年的相應得分為452.9和461.2（列全球第三位），增長8.3，中國占美國的比重縮小了0.4個百分點。由於移民政策是軟實力指標的8個組成部分之一，特朗普反對移民的政策將會減損美國的軟實力，但是指標的其他部分變化幅度不大，因而整體上美國的軟實力還依然強大。
如此一來，僅從美國整體地位的變化來討論特朗普的政策是非常不夠的，甚至具有誤導性。美國重量級國際關係學者傑夫·科爾根和羅伯特·基歐漢在2017年5/6月號《外交》發表《被操縱的自由主義秩序》一文，他們認為前幾年在討論美國對外政策時，問題的焦點是美國是否應該扮演領導角色，但從2016年以後，美國精英普遍認識到，問題的性質發生了轉變，美國對外政策的挑戰主要不是國家間問題，而是來自美國國內。這個重大思路在美國智庫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理查·哈斯的《外交政策始於國內》一書中有更為深入的論述。在中國，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內政決定外交，這麼簡單的道理還需要專門寫書強調嗎？是的，如今的美國似乎還沒有就此達成全國性的共識，特別是白人精英與中下層之間分歧嚴重。
自二戰以來，美國白人精英主導的很多對外政策，並非只是立足於國內利益，而是基於這些人廣泛分佈的全球利益。通過將美國的整體利益拓展至境外，美國白人精英的財富、權力和地位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長。為了拓展和保衛這種利益，白人精英採取了兩種戰略，對外是霸權，控制關鍵的資源和通道，在海外駐軍，將美元轉變為國際貨幣等。對內是“內嵌式自由主義”，即把他們從海外擴張獲取的利益部分轉讓給中下層，以求得他們的支持。美國二戰後的對外戰略之所以獲得成功，主要是擺平了國內勢力的干擾。在此之前，美國白人精英曾多次品嘗失敗的苦果，最顯著的例子就是一戰結束之後，美國總統威爾遜沒能說服參議院批准加入國際聯盟。而二戰後幫助美國奠定全球地位的那一代人，多數人的年輕時代就曾生活在威爾遜治下的美國，由於經歷了大蕭條、二戰等重大的歷史性巨變，這批人擁有非凡的戰略遠見和政治能力，既有能力規劃未來，也有意願跟中下層搞好關係。這甚至讓美國戰略界的第二代——如布熱津斯基等，都甚為敬佩和羡慕，布氏將其最後的著作取名為《戰略遠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