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國際合作日漸增多。隨著我國參與全球治理進程的持續深入，智庫開展國際交流的渠道也加快拓寬，類型多樣的研究合作與戰略共商共建活動日益頻繁。例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倡導發起的“絲路國際智庫網絡”現已包括54家成員與夥伴機構，包括來自28個國家的35家權威智庫以及若干國際機構和全球知名企業，此外與英國、法國、印度、新加坡等國家政府部門的合作現已上升為國家層面對外交流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與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保爾森基金會、基辛格研究中心、英國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等多家知名智庫建立了合作交流機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與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美國國際經濟研究局等機構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按年度聯合舉辦“中美經濟對話”“中國經濟年會”等國際性智庫研討會議。
二、當前我國智庫體系建設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建設布局亟待優化。儘管我國智庫建設的頂層部署已基本明確，但智庫發展的系統化、科學化、規範化水平仍然不高，黨政、軍隊、高校、企業和社會智庫發展模式趨同，缺少面向不同類型智庫運行規律與特點的差異化政策供給。在黨政智庫方面，因長期接受上級部門定向委托開展研究，造成外部競爭壓力和內部創新動力不足，研究成果的獨立性與理論支撐偏弱，引領主流價值與社會思潮的能力普遍不強。在高校智庫方面，因其大多由院系下設科研單位轉化而來，雖數量多、領域廣，但機構規模各異、管理比較鬆散，組織化程度普遍不高，缺少符合智庫職能的組織體系與管理建制。在企業與社會智庫方面，目前總體上還處於起步探索階段，缺少使其有效參與決策咨詢工作的制度安排，機構大多存在定位模糊、邊界不清、職能混亂的問題，很多不具備咨政研究能力的營利性市場咨詢機構以“智庫”標簽包裝自己，借助網絡媒介隨意發表未經調研論證、不負責任的觀點和言論。對於上述各主要類型智庫的統籌管理與分類施策亟待加強。
2.咨政水平有待提升。首先，戰略研究與政策研判能力不強。基於既有部署的闡釋性、延伸性研究較多，針對未來發展的全局性、綜合性戰略謀劃和針對當下改革過程中突出矛盾化解的對策性建議較少，研究工作中“重量輕質”的問題比較普遍。其次，研究框架與研究方法比較陳舊。研究選題普遍基於學科專業進行分類，導致熱門領域扎堆、重複研究，潛在重點領域和戰略新興領域關注不足甚至無人問津的局面。研究過程基於定性推論多於定量分析，面向新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統計分析框架與趨勢預測模型等研究工具創新嚴重滯後，高效應用大數據、雲計算等現代信息技術手段解析戰略趨勢與研判發展走勢的創新實踐不足。再次，政策研究與決策咨詢成果的評價指標體系不夠健全，成果評價過度看重批示率的問題仍然普遍存在，對研究成果的戰略價值、理論價值、政策實效等因素還缺少合理的評價體系作為保障。
3.高層次人才比較匱乏。首先，高端專業領軍人才不足。現有體制內智庫的崗位管理大多還帶有較濃的行政化色彩，崗位設置與選人用人機制不夠靈活，首席專家、資深研究員等管理型研究崗位的靈魂與核心作用不強、職責體系不夠明確，社會與企業類智庫則欠缺健全的研究性崗位配置。其次，高層次專業人才隊伍不強。大多數智庫目前還缺少在國家重點改革領域、重大基礎領域和戰略前沿領域的專業化人才梯隊支撐，人才培養的體系性、規範性與保障性不足，同時骨幹研究人員年齡老化和人才流失的現象也愈發嚴重。再次，人才交流與人才共建機制尚不完善。我國智庫發展還很不均衡，體制內智庫強、體制外智庫弱的問題比較突出，智庫之間以及智庫與決策系統之間缺少高效的人才交流與共建機制。
4.績效管理不夠成熟。現階段，大部分黨政類智庫仍然沿用政府部門的行政管理體制，針對研究人員的績效管理與評價機制尚不健全，在符合智庫業務結構與人員特點的績效評價指標體系方面欠缺創新，經費使用規則、人事獎勵辦法等相比較行政系統缺少突破。此外，由於智庫職能不斷拓展，包括政策評估、質詢以及對外交流等職能已無法納入常規性績效考核範疇，現行績效管理與人員激勵辦法在提升智庫建設投入效率、促進研究成果產出等方面亟須進一步加強績效轉換與動態激勵機制，用以保障研究人員的積極性與創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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