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可能成為美國塑造的那種國家，是美國政府、學界、知識界、媒體界、商界對中國“絕望”的源點。特朗普的前白宮首席策劃師班農去年底在東京的演講時就“憤慨”地表示：“中共十九大是中國末來全球霸權統治的計劃。”
美國的“絕望”是在審視其冷戰後期，美國對中國政策的失誤中產生的。美國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前助理國務卿坎貝爾今年4月就曾公開表示，“美國設想，更多地與中國進行經濟交往可以使中國經濟逐步地但是堅定地走向自由化…這一信念驅使美國在90年代給中國最惠國待遇，2001年支持中國加入wto，2006年與中國進行雙邊投資協定談判”。
接觸中國，有限遏制是冷戰後期美國出於抗衡蘇聯的需要。蘇聯垮台後，美國錯誤地認為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終將會被西方引導到民主軌道上來。然而，中國取得的成功和增強的自信並沒有導向美國的願望，反而使中國道路更加不可逆轉；融入國際體系之後的中國，也沒有成為屈服美國意志和利益需求的輔從，而是以更加主動的姿勢參與設計和塑造國際和地區事務的方向。
因此，“中國不可能成為美國塑造的那種國家，過去對中國奉行的接觸政策不能再繼續”成了美國社會的共識，並認為“遏制中國將是美國的使命。”
可在遏制中國的過程中，中國崛起的速度和崛起的方式更讓對中國“絕望”的美國深陷恐懼。
中國快速崛起，迥然不同於西方文明的崛起，靠的既不是過去的計劃體制，也不是純粹的市場經濟，而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這套制度和發展摸式在西方看來，正好和自己對立。它構成了對以自由市場＋民主政治＋基督教文明的西方文明和發展摸式的嚴峻挑戰。
加之無論體量、人口及中國產業的全面性。美國＋歐盟＋日本總共十億人，還不如中國一個國家多，就單個國家來看，其人口體量無法支撐全面工業。因此發達國家的工業體系是在多個發達國家之間分工的。世界上的發達國家，包括美日德三強，沒有任何一個擁有全面的工業。而中國的工業不僅是個全面的全能型選手，還幾乎讓所有產業都能進入世界前五，很多是世界前三和世界第一，這讓美國心生恐懼。
對中興的制裁，是美國在與中國的發展模式和制度之爭中處於劣勢的恐懼中，爆發“憤怒”的燃點。即華為、中興發展太快，在這麼下去美國的科技老本不保，因此要搞陰招。這與500億美元產品關稅有關係但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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