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爾多安在執政之初亦延續了土耳其親西方的外交政策，繼續留在北約內，更是一度成為西方在中東的代理人。敘利亞戰爭爆發後，土耳其成為西方攪亂敘利亞的急先鋒，被西方視為堅定盟友。
更具顛覆性的是，埃爾多安居然治國有方。他在前些年並沒有將個人情緒過多干涉到經濟治理中，而是任用精英進行經濟改革，令土耳其經濟迅速增長，打破了伊斯蘭主義者不會搞經濟的魔咒。或者說，彼時的埃爾多安在經濟方面並不像一個宗教保守分子。
不過，隨著埃爾多安的寶座越坐越穩，他的個人意志開始膨脹。土耳其的命運開始轉折。
埃爾多安上台後，就開始推動國家向伊斯蘭化轉變，設立道德課程、鼓勵婦女戴頭巾、限制酒類消費、批評同性戀群體等，甚至出現了否定進化論的教科書，引起了世俗派反感。埃爾多安家族一些貪腐醜聞和某些粗暴施政理念遭到年輕人不滿，比如“加濟公園改造計劃”引發的示威。埃爾多安一開始致力於與庫爾德人和解，後來雙方鬧翻，轉而對庫爾德人進行殘酷鎮壓，導致土東南部庫爾德聚居區安全形勢動蕩。
2016年土耳其爆發反對埃爾多安的軍事政變，但其後被彈壓下去。埃爾多安指責軍變是蘇非派教士居倫策劃，在全國範圍內對居倫支持者進行清洗，同時很多庫爾德人支持者和世俗派人士也鋃鐺入獄。埃爾多安可謂“因禍得福”，利用反政變大幅加強了個人權力，在表面上肅清了反對者，但是不滿他的暗流一直洶湧。
未遂軍變後，埃爾多安指責西方國家支持、包庇居倫，與西方關係迅速惡化，不僅在國內與西方打口水戰，而且煽動移民歐洲的土耳其人反對西方各國。埃爾多安還遷怒於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哈馬斯的鎮壓，多次譴責以色列。與此同時，土耳其對俄羅斯、伊朗和非洲的一些伊斯蘭教國家接近，但是貌合神離，依然在敘利亞局勢等問題上與俄國伊朗針鋒相對。可以說，土耳其的外交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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