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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介正 |
黃介正：台灣對美國的工具價值 已從早年的“反共”變成現在的“制中”
謝謝亞中兄，也謝謝中評社，讓我們好友有機會聚一聚，平時都沒有機會坐下來聊這麼長時間。我覺得這個大綱設得很好，尤其是中國大陸不同階層的對台領導班子陸續到位之後，討論這個課題非常重要。下面分幾點來講一下我的想法：
第一，美國對台是向來從屬於兩個部分，一個是美國整體的亞太戰略部署，另外一個是美國對中國政策的規劃的一環。也就是說，當美國在思考美台關係的時候，從1949年，甚至更早，就是它“亞太局”中的一部分，對台灣是親密還是疏離，是交好還是有芥蒂，很多時候都是隨著美國整體的亞太政策作調整。同樣，美台之間也不是單獨的雙邊關係，雖然我們的“外交”系統一直希望推動一個互不干擾的美台、美中關係，希望美國不要每次和中國大陸交往就要想到台灣，也不希望每次和台灣交往要考慮中國大陸的因素，可是，它畢竟是一個事實。如果從這兩個角度來看，不客氣地說，台灣對美國而言，不論是戰略價值還是經貿伙伴，亦或是安全棋盤里的一顆棋子，台灣對美國都只是一個工具（Taiwan as a tool），是“工具論”。從早期俞大維部長的時候開始，台灣和西方公司進行合作時，美國都是透過台灣來實行自己的國家利益和政策，而且是用比較強勢的方式進行勸說、要求，甚至是強迫台灣來執行美國的利益。
今年是戊戌年，是823砲戰六十週年，當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台灣與美國的關係、當時台灣對美國的依賴和配合，程度是高於現在的。所以我個人不覺得，台灣現在親美的程度高到需要拉警報的地步。過去台灣親美的程度更高，這是一個基本點。
如果從“工具論”的角度來講，它開始於更早的時間。我們不吊書袋，不要因為我們是教授就扯很遠。我認為這個變化的開始，是從冷戰結束、蘇聯解體開始。我也不認為美國政府在兢兢業業尋找下一個敵人。我要講的是，在冷戰之後，台灣的“工具價值”，從“反共”變成了“制中”。它是一個漸進式發展的曲線。以前台灣是持“圍堵共產主義” 等方面的意識形態。ﻩ
另外一個，冷戰時期的思維是把敵對方包圍起來，不交流。不像現在，全球經濟貿易一體。過去被制約的對象，是把經濟貿易軍事外交全部都限縮起來，這就是所謂的“圍堵”，但現在有了基本上的改變。
第三個改變，在冷戰時期，美國的決策階層、顧問群，都和中國有一定的鏈接，比如爸爸媽媽是傳教士，或者自己就是在中國出生，在台灣學習中文，我把他們簡單地統稱為“Sinologist知中派”；可是冷戰結束之後，突然有一批以前教我的老師失業了。這批人一輩子在研究蘇聯問題、在研究冷戰，這批人我叫他們為“Strategist戰略派”。這些戰略派在尋找新的研究課題和目標時，比較容易鎖定中國大陸，導致美國對中國的決策團隊成員變得複雜化。以前是懂一點中文的人，現在是不但不會講中文，而且學術基底訓練是西方的方法論，不是從中國固有文化、中國人的習性以及戰略思維的出發點來理解中國。這個改變一直牽涉至新時期，包括特朗普政府。特朗普是商人，台灣對他來講，工具性質就更高了。所以我覺得，從“反共”到“制中”，從相對單純的知中派加入了戰略派，使得美國對台工作的思維發生了改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