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此，在互相不滿的性質及程度上，應是蔡政府不滿宋楚瑜，多於宋楚瑜不滿蔡政府。在此情況下，蔡政府就索性不再使用宋楚瑜，而是由“自己人”林全出席。其實，早在去年的越南峴港“APEC”峰會召開前，蔡英文就已經打算改由剛卸任“行政院長”的林全出席，但因為時間緊迫，來不及辦理手續，而只好“趨易避難”，讓已經出席過一次的宋楚瑜繼續“連任”。
而現在，授權林全出席辦理相關手續的時間充裕，而且也可凸顯蔡政府“有所突破”，因而早就已經決定放棄宋楚瑜。但蔡政府也擔心，由林全代表台灣當局出席“APEC”峰會，可能會遭到主辦國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反對，因而就索性“破罐子破摔”，做好倘林全不獲邀請出席，就乾脆不派代表出席的準備，寧可缺席。
這就折射出，其實是蔡政府和宋楚瑜雙方都已得悉，無論是“APEC”的秘書處，還是北京，都有重新回到“西雅圖模式”的計劃。因而就有宋楚瑜主動透露“倦勤”之意，及蔡政府作好林全將會被拒絕接納的思想準備，從而寫好了“退席抗議”的劇本。
所謂“西雅圖模式”，是時任美國總統的克林頓，建議於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在美國西雅圖首次召開“APEC”的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為了遵守一個中國政策，形成了不邀請台灣領導人參與該會議，及此後不在台灣地區舉行“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共識。而作為“APEC”會員體的“中華台北”，則由負責經濟工作的部長級官員與會。李登輝委派“經建會”主任”蕭萬長，以“經建會主任”的身份參加。而大會規定，蕭萬長不得以李登輝的“代表”或“特使”的頭銜，也不得使用“行政院政務委員”的頭銜。台灣參加“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西雅圖模式”就此誕生，其意義在於，在“APEC”的最高級別的會議實踐中，進一步把台灣當局限定在“地區經濟體”上，“APEC”的“MOU”得到全面的維護和遵守。
“APEC”首次領導人會議之後，台灣當局一直想方設法做一些小動作，試圖突破“西雅圖模式”限制，李登輝還不遺餘力地爭取自己親自出席，以凸顯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但在北京的堅決鬥爭下,這些圖謀都遭到失敗，並使“西雅圖模式”固定了下來，成為台灣當局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慣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