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同志積極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強調我們應該根據中國特點採取適合中國情況的方法來進行建設。在黨的八大上，他代表黨中央作政治報告，科學分析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基本建立後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強調黨和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他提出社會主義經濟要既有計劃性，又有靈活性和多樣性，充分利用自由市場，利用價值規律來調節生產。他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條件下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高度重視由分配和物質利益引發的人民內部矛盾，高度重視由官僚主義作風引發的幹群矛盾等問題，提出許多重要見解。在國家經濟困難時期，他深入實際、深入群眾，堅決支持和指導實施“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正確方針，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對改革經濟管理體制提出許多指導意見，認為如果生產關係跑到生產力的前頭就會破壞生產力，主張在農業生產中實行同產量聯繫起來的責任制，在企業領域倡導試辦托拉斯，提出實行兩種教育制度和兩種勞動制度，提議改革物資管理流通體制，等等，這些重要意見反映了他的遠見卓識，也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鑒。
劉少奇同志為把黨建設成為堅強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鞏固黨的執政地位作出了重要建樹。新中國成立後，他提出共產黨員標準的八項條件，要求“為更高的共產黨員的條件而鬥爭”，提出發展黨員“寧可數量少一些，但要保證質量”，強調“我們黨是一個戰鬥的組織，如果沒有集中統一的指揮，就不可能進行任何一個勝利的戰鬥”，提醒警惕執政掌權後幹部的變質腐化問題等，為我們黨在執政條件下保持自身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作了積極探索。
在“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同志遭到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殘酷迫害，不幸蒙冤致死。在最艱難的時刻，他仍以共產黨員的高度責任感，向黨中央建議“盡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堅信“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人民書寫的歷史是最公正的。1980年，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同志平反昭雪，高度評價劉少奇同志的光輝一生。劉少奇同志的英名和功勛將永遠為中國人民所銘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