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2月19日電／從俄羅斯、阿根廷、土耳其到南非，不少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經濟體在今年曾此起彼伏地出現貨幣大幅度貶值的情況，委內瑞拉、土耳其、阿根廷甚至出現股、債、匯三殺的危局，拽住了全球的目光。人們不禁要問背後的原因是什麼？是否會出現多米諾骨牌效應？這些國家能夠抵禦住衝擊麼？
究其原因，筆者以為，既是當前世界經濟大環境、尤其是美國經濟走強、強勢美元回歸的深刻烙印所致，又是各個具體國家自身政經現狀和結構性原因使然。
國際游資大規模回流發達國家
從宏觀大背景來看，首先，以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在經歷了2008年以來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的荼毒後，經過大規模量化寬鬆等舉措，以及市場出清和經濟周期的修復後，走出危機。就連經濟恢復最慢、實施量寬政策最晚的歐元區，目前也已經步入經濟穩定增長階段，三次接受救助的希臘都正式退出了救濟階段。而美國更是出現了失業率僅4.2%的“繁榮”景象。隨著美聯儲不斷升息，甚至縮表，美元由弱轉強，出現新一波的強勢美元走勢。
和上世紀80年代以及1997、1998年拉美債務危機和東南亞金融危機時一樣，伴隨著美歐經濟復甦，特別是美元走強，在危機時期從發達國家大量逃離、湧向發展勢頭良好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游資，被美國等發達國家經濟復甦的預期所吸引，出現大規模回流。這無疑導致了危機期間因為深受國際熱錢追捧而資金供給富裕的新興經濟體，瞬間感受到強大的資金退潮壓力。高比例美元計價的債務導致償債負擔陡增，違約風險冒頭。美元上漲和缺乏出口品定價權導致經常項目惡化。通脹上漲迫使加息，使得經濟增長失速，進一步衍生資金外逃，形成下行螺旋。
其次，美國特朗普政府逆全球化潮流而動，提倡“美國優先”政策，祭出貿易保護主義旗幟，視國際規則為無物，無視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經濟組織的權威和全球協調作用，對諸多國家增加懲罰性關稅，這極大影響了世界經濟、國際貿易和投資的全球環境，暗淡了未來的投資和消費需求預期，自然也惡化了新興經濟體所處的經貿環境。
最後，美國利用各種手段，打壓新興經濟體，最為鮮明的案例就是土耳其。美土因在中東事務上分歧嚴重，趁著土耳其經濟風險暴露、通脹攀升之際，美國宣布對土輸美鋼鋁製品分別加征高達50%和20%的關稅，致使土耳其裡拉今年一度下跌逾40%。
總體風險可控，不至於釀成全球性災難
從出現貨幣幣值暴跌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來看，真可謂“幸福的家庭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之所以出現貨幣暴跌、人心浮動的景象，主要還是和這些國家本身結構性問題，以及與自身政治、經濟和社會演變發展問題密不可分，應了那句資本市場上著名的流行語：“當大潮退去，我們才知道誰在裸泳。”
比如，阿根廷比索曾一天內閃崩8%，南非蘭特也走勢疲軟。這一現象的背後均有兩國自身的結構性軟肋和政經社會爆點。
在阿根廷，政局更迭頻繁，政策難以連續。前任總統克里斯蒂娜為贏得民眾支持，依賴赤字財政支撐高福利待遇，自身資本盈利能力羸弱，出口產品仍以農產品為主，經濟平衡能力差，資本項目欠缺監管。而在南非，經濟動蕩主要和相關黨派提出的經濟政策造成社會恐慌密不可分。
面對這樣內憂外患的挑戰，一些新興經濟體的經濟走勢將會去向何處？筆者認為，總體應該風險可控，不至於釀成全球性災難，但要看後續全球政經走勢和各國應對的情形，也不能完全排除“黑天鵝”事件的可能。
其一，儘管遭遇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風潮的阻擊，但全球經濟復甦勢頭尚可，尤其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主要經濟體經濟運行平穩，起到了壓艙石的作用；土耳其等新興經濟體遭受衝擊和貨幣貶值，給全球和區域經濟帶來“蝴蝶效應”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但不應過度擔憂。畢竟這些國家無論從經濟總量還是與主要經濟體的關聯程度來說都有限，如土耳其所欠的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的債務，占這些國家對外貸款的比例不大。比如，土耳其欠西班牙的債務只占西班牙銀行貸款總額的2%左右，傳染連鎖效應可控。
其二，與當年拉美債務危機和東南亞金融危機時相比，此次遭受荼毒的新興經濟體的相關指標如債務率和通脹率等相對較低，回旋餘地不小；且國際社會對相關風險傳染性的警惕，以及積極應對的態度，也較當年不可同日而語。
其三，最後危機的走向取決於相關國家的調控政策、調控能力以及國內外人心向背和國際政經局勢的影響。如土耳其政府及時調整了對歐美的政策，提高利率，加強外匯管制，鼓勵民眾愛國自救等舉措，加上其特殊的橫跨亞歐、北約成員國和中東要衝的地緣政治地位，使美歐均不能痛下狠手，使危機得到相對緩解。當然長期還取決於其經濟結構調整、政局的穩定等因素。
（來源：文匯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