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嘉林指出至於如何在“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共同政治基礎上，推選代表性人士開展民主協商的問題，他認為前提是要提出破除台灣民眾對政治協商恐懼大陸不守誠信的心理障礙，具理說明大陸的誠信。近40年的歷史證明，自葉九條提出“自由來往”迄今，除了要滲透顛覆大陸以外，台灣同胞往返兩岸都是“自由來往”，這就是政治上的“祖國誠信”，百萬台胞願定居內地，更是“祖國誠信”的具體落實，至於百萬陸客來台觀光及那麼多的大陸交換學生的整體誠信表現，就與台灣社會日常生活接軌，至於在香港，書報攤上港人出版擺設的各式有如台灣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黨外政論雜誌，充份體現“一國兩制”的“祖國誠信”；至於事涉顛覆國家主體的言論，即使在美國也是不允許的。
戚嘉林認為至於推選代表性人士開展民主協商議事是因為這對台灣社會一般民眾來說是新生事物，宜分三階段三步走。
第一階段可為後續階段留有修改增大的空間。第一階段，理應先由大陸方面代為推選代表，初期可以自“政界、商界、學界、統派”宏觀角度小的界別推選，初期此舉勢必引發爭議，而後再博采眾議；第二階段再與時俱進以“增量”的方式，詳增列細目界別；除增加界別外，同是“政界”可再分政黨、縣市首長、議長、知名政治人物等；學界亦可再增列政治、文史、科技等學科；第三階段，再擴大參與面；全程各階段可與人大代表或政協代表名額設法掛勾，彰顯台灣同胞參與國家治理。
戚嘉林指出務必依托歷史縱深，可以想見，由大陸代為推選參與試點期和初期協商人士，肯定會遭“台獨”和“華獨”在立足遭誤導的民眾當下現實感受上惡言相向。面對這樣嚴峻惡毒的論述，我們台灣統派萬萬不可陷入李扁執政20年“台獨”和“華獨”妖魔化“一國兩制”的現實感受束縛，我們要依托歷史縱深，回歸歷史本源，尤其回歸日據時期台灣同胞視中國為祖國的愛國教化，“愛國有理”。試問台灣人口的98.3%都來自大陸，我們認同我們祖先的父祖之國，是“愛國有理”，至於漢原融合迄今四百年，早就已經血脤相連。誠如前面提到，日據時期我們台灣人在日帝的殖民壓迫歧視下，都認同大陸是祖國，現在我們視中國大陸為祖國，參與祖國統一協商，傳承弘揚先祖愛國情懷，是天經地義。“台獨”和“華獨”的惡言相向，難道是要否定我們台灣人的祖先嗎？否定台灣歷史嗎？
戚嘉林認為“一國兩制”有理。因為“獨派”是立足以往“一國兩制”遭李扁執政20年“台獨”和“華獨”妖魔化的基礎上發聲，“獨派”將“一國兩制”蓄意曲解中央與地方關係是主人與傭人的關係。“華獨”則認為“一國兩制應是統一前的過渡，但因中共把它視為特別行政區的一個政治安排，這就突出了中央與地方的上下之分，台灣當然不會接受”。
戚嘉林提出台灣統派在向台灣社會推動宣傳台灣版“一國兩制”時，要勇於說清楚講明白，誠如習近平在香港所言，要始終準確把握“一國”與“兩制”的關係，正確處理特區與中央的關係。因此，在論述“一國兩制”時，第一要務就是駁斥“台獨”“華獨”的謬論，試問難道花蓮要和台灣當局爭平等？難道花蓮是台灣當局的傭人？花蓮當然是屬於台灣當局管轄。相對的，統一後“一國兩制”當然有中央與地方之分。所以，我們在論述“一國兩制”內涵時，要勇於提出“先一國，後兩制”的概念，絕不可讓獨派有可借機顛倒主從的挑撥離間的機會。
戚嘉林指出，昔日台灣當局利用所謂的“九二共識”政治模糊，甚至在“不統”的前提下，獲取數以億萬美金的經濟紅利，壯大台灣，但國、民兩黨無一政治人物感恩。藍營論者甚且對所謂創造性模糊的極大化，好似成功欺騙大陸而沾沾自喜，綠營則對大陸嫌惡，情勢惡化到續任者蔡英文公開拒絕“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地步，故依邏輯推理，政治模糊的“九二共識”時代已經回不去了。我們應勇於面對“九二共識”清晰化及蔡英文明確拒統，可能迫使北京攤牌的新時代的兩岸關係。
最後，戚嘉林強調《祖國》雜誌的理念，是“祖國必然統一、支持‘一國兩制’”，回到台灣本源的立場，也就是其先祖熱愛祖國的立場，推出前瞻性的論述，要將《祖國》這個平台，打造成台灣地區的“統一論述智庫”、打造成“統一論述播種機”，也希望日後《祖國》團成員能有幸成為台灣代表，參與兩岸的民主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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