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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年來，中國確立了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把改革開放作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動力，通過改革開放解決前進中遇到的問題和困難。 |
中評社北京1月17日電／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40年來，我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大膽地試、勇敢地改，幹出了一片新天地。”回顧改革開放歷程，總結中國經驗，提升中國智慧，我們要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這個宏大的歷史主題著眼，探尋中國奇跡的根源。
話題之一 中國高速增長的必要條件
經濟日報發表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文章表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排斥市場機制導致資源配置的宏觀無效率，缺乏激勵機制導致經濟活動的微觀無效率，沒有獎懲制度傷害了工人、農民和管理者的工作積極性。在政府強力的資源動員下實現的生產要素增長，很大的部分被全要素生產率的負增長所抵消，沒能轉化為良好的經濟增長績效。因此，有學者認為，對這種體制進行改革，可以提高效率，使經濟增長績效迅速回歸到生產可能性邊界上面。也就是說，即便“沒有形成額外的增長源泉”，僅僅回歸“經濟增長的穩態”，也可以改善增長績效。
然而，中國作為十數億人口的大國，所實現的長達40年、高達9.5%的經濟增長速度，卻是以往的任何經濟體都未達到過的增長表現。因此，需要找出決定中國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這才是正確解說其長期增長績效，以及認識和挖掘未來發展潛力的關鍵。
研究顯示，中國改革開放及其帶來高速增長的時期，與人口轉變的一個特殊階段是高度重合的。作為人口轉變特定階段即生育率顯著下降的結果，1980年至2010年，中國的15歲至59歲勞動年齡人口以年平均1.8%的速度增長，而該年齡之外的依賴型人口則基本處於零增長狀態。兩類人口增長形成的這種剪刀差態勢，同時也表現為人口撫養比的持續下降，創造了一個人口機會窗口。其產生的對於經濟增長的正面促進效應，即所謂的人口紅利。
在同一時期裡，無論是把發達國家作為總體，還是把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作為總體，其勞動年齡人口和依賴型人口的相對增長態勢，都遠遠不如中國來得有利。例如，在同一時期(1980年—2010年)，從發達國家平均來看，勞動年齡人口與被撫養人口的增長速度幾乎相同；而從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平均來看，雖然勞動年齡人口增速更快，但是被撫養人口的增長率也是顯著的。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在此期間具有的人口結構特點，近乎得天獨厚。
首先，較低且持續下降的撫養比有利於實現高儲蓄率，而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則延緩資本報酬遞減現象的發生，從而使資本積累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這個明顯貢獻，被一些經濟學家批評為粗放型增長模式，認為由此驅動的高速增長算不上奇跡，並預測其沒有可持續性。東亞經濟體和中國經驗多次證明這種預測的不正確，在理論上也恰恰說明，秉持新古典增長理論的經濟學家失算在不懂得二元經濟發展的這個獨特增長源泉。事實上，在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經驗所印證的劉易斯二元經濟發展階段上，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的存在，的確在一定時期延緩了資本報酬遞減現象的發生，所以這個貢獻實際上是人口紅利的一種表現。
其次，有利的人口因素確保了勞動力數量和質量對經濟增長作出顯著的貢獻。年輕的人口結構意味著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同時，在收獲人口紅利期間，中國成年人口的受教育年限改善十分迅速。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中國更明顯、更突出的人力資本改善，無疑使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更加顯著。有學者估計，改革開放時期中國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11.7%左右。不僅如此，在考慮了教育水平具有促進生產率提高作用的情況下，人力資本貢獻率可提高到38%左右。
再次，農業剩餘勞動力和企業冗員按照生產率從低到高的順序，在產業之間、行業之間和地區之間流動，帶來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改善，成為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主要組成部分。庫茲涅茨所識別並指出的這種產業結構變革的生產率效應，在中國得到了最好的驗證。
最後，對一個國家來說，人口規模大就意味著創新具有更大的需求力度和供給潛力。可以通過加快技術進步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作出貢獻。
話題之二 中國經濟奇跡的充分條件
文章認為，理論上有利於經濟增長的人口結構，並不會自然而然地變為人口紅利，在現實中成為高速增長的因素。經驗表明，許多具有與中國相同或類似的人口轉變經歷的國家，並沒有在同一時期，或者在較早或稍晚的時期取得與中國同樣的經濟增長績效；改革開放以前已經呈現的有利人口結構也沒有促進中國經濟增長。因此，只有對傳統經濟體制進行深刻的改革，才能創造出增長的充分條件。
根據一般規律，一個國家實現成功的經濟發展，在體制上需要解決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積累和配置問題，因此就要涉及機制、信號、效率和激勵等問題。要在實踐中可操作，至少需要滿足三個條件。第一，改革給特定的勞動者、微觀單位和社會群體帶來收益，才能形成發動改革的基本動機。第二，這一改革不與任何其他社會群體的利益直接抵觸，即它要的是所謂的“帕累托改進”。第三，這一改革潛在地發動起一個關鍵的變革齒輪，由此推動邏輯鏈條上其他領域的改革。不過，從事前的角度看，最後這個條件往往是不可知的。
農業中實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廢除人民公社的改革，最符合上述改革前提條件。這一改革一舉解決了長期存在的農業勞動和經營激勵問題，並且在農戶獲得剩餘索取權的同時，也相應賦予和逐漸擴大了他們對生產要素的配置權和經營活動的自主權。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的短短幾年裡(1978年—1984年)，無論是糧食單產還是總產量均大幅增長，農民人均收入名義增長166%，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大幅減少。這一變化也大幅度增加了城市農產品供給，為幾年後取消糧票制度創造了條件。
方式和效果上類似的改革同樣發生在國有企業。1978年企業恢復獎金制，這實際上是關於工資制度的放權和改革，解決的是職工勞動激勵問題，涉及的是職工與企業的關係。與此同時，我們還開始了以放權讓利為主要內容的企業改革，重點解決企業及其經營者的激勵問題，觸及的是企業與市場的關係以及與國家的關係。
概括而言，作為城市經濟改革核心的企業改革，主要沿著三條主線進行。第一，從賦予並不斷擴大國有企業經營自主權開始，逐步構造有活力的經營主體，最終落腳於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即公司制改造。第二，重新界定國有企業與國家的關係。最初的改革以國家向企業讓利為特征，目前正在推進的改革，方向是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組建若干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支持有條件的國有企業改組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第三，允許和鼓勵非國有經濟發展，抓大放小以及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為國有企業提供了競爭壓力和經營動力。在進行產權制度和治理結構改革的同時，多種所有制企業之間的競爭，以及混合所有制的形成，是國有企業成為市場主體、並更加注重提高效率的關鍵。
在農戶和企業的激勵機制逐漸形成的情況下，還需要有正確的市場信號，才能真正確立它們的市場主體地位，以及促進生產要素和資源的合理流動和重新配置。也就是說，符合邏輯的下一步改革任務，必然是通過發育產品和要素市場，矯正扭曲的價格信號。從產品的計劃定價到市場決定價格，從產品和生產資料的計劃分配到市場自由交易，從生產要素的統一配置到通過要素市場的自由流動，所有這些關鍵性的變化都是通過雙軌制形式，即計劃軌道與市場機制的漸進式過渡，以及前者與後者的消長實現的。
通過上述符合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邏輯的改革歷程，逐步建立起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積累激勵和市場配置機制，並形成了相應的宏觀政策環境。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多方面和全方位的，但是，諸多其他方面的重要改革，都可以看作是圍繞上述基本邏輯，隨著改革進程中新問題不斷暴露出來並得到應對，進而在相關的領域，通過適當的方式加以推動和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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