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助理教授李毓峰在題為“試論兩岸和平統一前之‘統合發展’”的發言中提出，自《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年來的實踐充分證明，衹要順應時代潮流和歷史趨勢，體現尊重歷史、尊重現實、尊重人民願望的實事求是精神，就能準確認知兩岸關係發展的深刻規律。未來，兩岸若能以”統合發展”作為統一前的最後過渡安排，在一個中國、兩個地區、兩個政治實體的原則和基本框架下，簽訂和平協議，構建“特殊的兩岸統合模式”，共同推動兩岸統合發展，進行兩岸政治、法制、經濟、社會體制的統合與共同治理，完善兩岸一體化整合機制，那麼便可循序漸進、自然而然地完成國家完全統一進程的三部曲：融合發展、統合發展、和平統一。
南台灣兩岸和平發展研究院執行長林信雄研究員提出，自1987年兩岸開啟交流大門，走過30年歲月，彼此互動與整合已顯得更趨深化，不因偶發的政治與突發事件而產生嚴重的倒反結果。兩岸共享的文化與歷史淵源，讓雙方體認到促進經濟整合的利益，遠高過相互對峙的代價，這也是推動兩岸不斷融合發展的深層動力。弘揚中華文化之際，明白地揭露蔡英文與民進黨政府當局的文化台獨本質，以確認中華文化是台灣的主體文化，匡正錯誤的台獨文化史觀，才能夠逐步有效遏制文化台獨的蔓延與影響，避免中華文化被台獨分裂勢力所踐踏與蹂躪。在反擊各種形式上的台獨分裂行徑中，打贏這場反台獨分裂的文化戰。兩岸同胞需要通過持續不斷的、多種多樣的海峽兩岸的廣泛交流尤其是文化交流，強化台灣民眾的中華文化意識與中華民族意識，共同弘揚中華文化，共同保護好、維護好中華民族這一共同的精神紐帶和精神家園。
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龐建國提出，讓台灣同胞優先分享大陸的發展機遇，對於促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發揮了重大作用，有利於構建物質文明的兩岸命運共同體。如果進一步，再大力復興中華文化，做到推動中華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必然會在兩岸之間形成心靈契合的融合力量，有利於構建精神文明的兩岸命運共同體。我們相信，以物質文明的兩岸命運共同體作為依託，精神文明的兩岸命運共同體將在復興中華文化的具體行動中水到渠成，並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偉大貢獻。
台灣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沈有忠在以“兩岸文化認同的外溢效果與政治認同”為題的發言中提出，兩岸的文化交流在過去兩年仍舊維持一定熱度，多元且頻繁地進行。就結果來看，文化造成的身份認同成效有限，同一時間內的政治認同出現變化，恐怕難以用身份認同變化為基礎加以解釋。亦即，文化交流影響身份認同、身份認同再影響政治認同的外溢過程，看起來並不如預期。至於如何解釋身份認同不變，但政治認同卻出現變化，或許還是回歸到兩岸經濟、政治實力的差距擴大，台灣民眾對於未來兩岸關係高度不確定性，以及缺乏自信的心理因素所致。
來自台灣高雄中山大學的王群洋教授認為，兩岸同胞共同傳承弘揚中華文化並非沒有遇到阻礙，台獨勢力力圖磨滅台灣民眾對中華文化、中華民族、中國人的認同，割斷台灣與大陸的歷史文化聯繫，構建所謂“台灣主體意識”與“台灣國家認同”，以建構“台獨”的政治、文化、社會基礎。在此情況下，兩岸互動以民間交流為主，而以“合、和”為核心之中華文化應該發揮更大的橋樑作用，確保兩岸關係在國際因素與台獨勢力衝擊下，依然行穩致遠。
佛光大學教授謝大寧認為，台灣近年來台獨運動的推動者大抵衹敢在文化台獨等等層面，以曲線的方式持續推動相關工作。他們瞭解政治上直接推動台獨的阻力，也不敢真正冒身家危險，但又總不願放棄他們的“理想”，於是衹能在修課綱，或是去蔣、去孫等地方緩步前進。當然，他們這樣做的目的也很清楚，他們就是希望在意識層面改變台灣的認同土壤，先在意識層面上打造好一種新的國族意識，然後靜待時機成熟，一舉達成台獨的最後目標。
義守大學晏揚清教授建議，以三共主義（三民主義＋共產主義）――“共有、共治、共享”統一中國為號召，透過參與的方式，增加台灣人民對中國的認同。強調兩岸的中國人“共同擁有中國、共同治理中國、共同享有中國”，事實上在“一國兩制”提出來的時候，就有讓台灣人參與中央政府管理之議，惜乎迄今未見；再則，自十八大以來，中共領導人不斷說要讓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如果這些都能具體地實現，則兩岸幸矣！中國幸甚！
中評智庫基金會執行長、中國評論通訊社總編輯羅祥喜在題為“中華文化與兩岸客家文化交流”的發言中指出，客家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兩岸客家同根同源一脈相承；客家文化交流，不僅是過往兩岸文化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推動未來兩岸關係深化發展的重要動力。羅祥喜指出，兩岸的客家文化交流還是很不夠的，甚至還是膚淺的，彼此的認識、交流都遠遠不足，未來還有非常大的挖掘、發展空間。他建議：第一，積極推動客家文化交流，要重視客家精神的凝聚和昇華。第二，增進客家人對客家意識和身份的認同，增加客家人對客家身份的自豪感。第三，增進非客家人對客家文化和客家精神的認識和認同。第四，增進客家人的歷史榮譽感，增強客家人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中華文化復興的使命感。第五，台灣許多對客家文化保護、弘揚的做法和經驗，值得大陸學習和借鑒，兩岸深化客家文化交流不僅有必要，而且潛力巨大。對於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和中華文化的復興，兩岸客家人應該更有信心，繼續扮演重要的角色。
兩岸經濟與金融創新
義守大學行政副校長李樑堅與義守大學管理研究所博士生李文淮在題為“投融資創新及推動策略應用於兩岸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初探”的報告中提出，文創事業的發展與深根是一棒接一棒，逐漸建構文化軟實力而有所成長，而且兩岸有不同的文創優勢利基，如何“融合發展，相互合作”，在投融資機構的創新經營及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的前提下，提供穩定及充足的資金支持，如此不僅可以培養好的優秀文創人才及生產傑出的作品在世界舞台競逐，並能讓中華文化的亮點可以躍升在世界各角落，這些都是兩岸這一世代人共同的責任。當然文創事業具有“不確定資產價值，風險大、獲利波動性大”等缺點，因此在投融資過程，政府要扮演積極領頭羊的角色，主動釋出政策協助，包括租稅減免、成立文創基金、推動信保制度等配套措施，讓金融機構及創投有所依循，如此資金的導引效果才可以有效體現，也讓文創事業的發展可以盡情揮灑出美麗的新樂章。
上海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盛九元認為，2016年民進黨取得台灣地區的執政權後，致力於推行“新南向政策”、謀求深化與美日的經貿連接試圖平衡中國大陸對台灣的經濟影響力，但是在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現狀下，妄圖隔斷兩岸經貿聯繫的嘗試註定將徒勞無功。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的狀況並不取決於台灣當局政治需要，而是取決於海峽兩岸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取決於當前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因此，兩岸經貿關係必將繼續密切，而兩岸的經濟融合也將進一步深化兩岸合作與共贏。
台灣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張競提出運用經濟效應復興中華文化。他認為，就文化傳承與發展上來說，總是有錢好辦事；能夠掌握足夠之經濟實力，才能夠運用經濟效應來復興中華文化。但是環境富足充裕時，難免不引他方眼紅，如何能夠保持謙沖虛心，不要顯得財大氣粗，引發負面效應，這個亦須整個社會相互約束與提醒。復興中華文化與其他社會國族共享其利，這才會讓中華民族不至於在國際社會無端受到阻力，並且招致負面評議，這將會考驗著整個民族之智慧。
兩岸藝術傳承與交流
中國電影家協會原主席、著名導演李前寬以“弘揚中華民族精神推進兩岸文化交流”為題發表大會演講，他表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精神文明的繁榮發展，而電影就是最具文化力和影響力的人文交流載體。在當今世界的複雜格局下，弘揚中華民族精神，大陸與台灣共同創作優秀電影作品，對於兩岸和平發展十分重要。李前寬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新時代全民族奮進最響亮的主題詞，它反映了中國人民意願，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目標，是凝聚中華民族靈魂的體現。實現這一美好理想意味著包括兩岸四地中國人，在為中國夢的奮鬥中實現自己的夢想，並得到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雙重發展的實惠。中國夢就是讓中國人過上美滿幸福的好日子，就是“仁者愛人”的道德境界昇華到“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讓中華民族自強於世界民族之林。
台灣藝術研究院院長林富男在發言中提出，余光中的高雄詩篇是中華文化的瑰寶，他的創作經驗及其鄉土與民族相通相連的文學觀，值得總結。高雄是余光中創作、教學與生活的故地。余光中用“加”甚至是“乘”來展示台灣在地文化的內涵與經驗，並沒有消減了“本土性”。相反地，他使在地色彩有了民族鄉愁的重量，他的高雄詩篇擴張了台灣本土情懷，賦予它一種世界性的文學語彙。因此，我們可以相信，余光中創作、教學與生活的高雄，將成為華人文化藝術勝地，成為兩岸文化交流的新地標。
廈門市台灣藝術研究院曾學文認為，藝術的發展是一個漸進過程，它隨著時代發展而發展，隨著人們的審美變化而變化。今天我們雖然有能力在藝術創作上，對傳統藝術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造，也可以用比較開闊的心態對待各種各樣的實驗與改革，但還應遵循藝術規律的豐富發展而變化。所以，在創作過程中，我們既要吐故納新來豐富傳統藝術的表現力，同時要牢牢把握住事物應有的本質。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2月號，總第25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