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感來自何處
美國為什麼具有如此強烈的危機感？或者說，其危機感來自何處呢？至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討論。
其一、美國的國家使命感。從文化上說，美國是一個具有強烈使命感的國家，既表現在宗教文化上，也表現在政治價值和意識形態上，並且宗教和政治意識形態互相強化。自從美國捲入世界事務以來，沒有一個國家像美國那樣，花那麼巨大的人財物力把自己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推銷到世界各地。一旦遇到外在的阻力，就會產生沮喪感，從而也是危機感。
其二、美國的征服感。與其使命感相適應，從獨立戰爭贏得勝利立國之後，美國越來越具有征服感。1890年代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在此之前，算是美國的“孤立”時期。但“孤立”是很大的誤解，因為美國在1890年代之前聚焦在美洲的擴征和征服，美國人把歐洲人趕出了美洲，宣稱“美洲是美國的美洲”。這種征服感也表現在內部各方面，包括西部開發、進步社會等。一戰期間美國開始捲入世界事務，之後通過不斷征服，把其勢力範圍擴展到整個世界。
其三、霸權本身所具有的危機感。冷戰結束之後，美國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霸權。但獨霸產生其自身的危機感，即總是會感到自己的霸權地位要被他國所取代。尋找這個要取代自己的“他國”，就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焦點。很自然，蘇聯集團解體之後，中國儼然成為了美國所界定的“他國”了。上述所說的“修昔底德陷阱”，近年來在美國盛行開來並非毫無道理。說穿了，這是美國人的危機意識的一種表現形式。
其四、保持經濟力量最高端所帶來的危機感。這點和上述美國霸權有關聯，但又有區別。如果說霸權地位的擔憂帶有更多的主觀成分，那麼經濟力量的變化是實在的。美國是世界上最全球化的經濟，其經濟影響力深入世界的各個角落。在這個過程中，美國也是最了解世界經濟形勢的。一旦發現哪個國家的哪個經濟領域對美國構成競爭力或者有可能構成競爭力，美國就會產生危機感，就會去超越或者遏制。對德國、日本等國的貿易戰就是如此。今天，美國的焦點是控制世界經濟的“腦袋”，即知識和智慧經濟，不難理解這次和中國貿易戰的核心，就是知識產權、技術等方面。
其五、把外界的假威脅感有效轉化成為危機感。一般來說，大國很難出現來自外部的危機感，但美國是例外。經驗地看，美國非常善於利用外在的威脅感，把外部威脅感轉化成為自身的危機感。二戰以來，美蘇全面競爭，但兩國的表現不同，蘇聯方面拼命誇大自己的成就，而美國方面則拼命誇大自己所面臨的威脅。不同的表現是兩種政治制度的必然產物，因為蘇聯要通過誇大成就來獲取政治合法性，而美國媒體不在政府手裡，“不是負面的消息就不是新聞”的美國媒體，自然誇大美國所面臨的威脅。
而無論是蘇聯的誇大式的宣傳，還是美國媒體的過度負面報道，都是符合美國政府和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的。事實上，美國有效利用蘇聯的過度誇大成就，不僅在美國各社會階層之間造成了“團結感”，而且鞏固了美國和其盟友之間的“團結感”。在很大程度上，今天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非常類似美蘇之間的關係。很顯然，儘管如上所述，中國各方面並沒有在實際上對美國構成威脅，但美國已經非常有效地利用了中國一些方面的過度宣傳，把此轉化成為美國本身的“危機感”。近年來美國國內各階層對來自中國的威脅感和危機感前所未有。
中美之間的危機差異
如果說美國是一個危機感驅動的社會，那麼中國則可以說是一個危機驅動的社會。兩國之間的危機差異是巨大的。和其他國家相比較，中國可能是一個最沒有危機感的國家。沒有危機感，也是有諸多理由的。中國是世俗文化，無論在國家層面還是社會個體層面，大家都安於生活，安於現狀，很多人得過且過。中國文化只有“變化”的觀念，但從來不具有“進步”的觀點。“變化”和“進步”不同，前者是適應外在環境，後者則是改變環境。例如，中國歷史上也是有諸多技術發明的，但這種發明並不為各方所重視。進而，即是一項發明被重視，中國社會也是把此用來“生活化”，而不是用來做各方面的改進。
因此，火藥被用來放煙花，指南針被用來看風水。在一定程度上說，到了今天，這種現象仍然沒有根本性的改變。例如美國人把互聯網技術用來征服太空，中國很多人則把互聯網用於生活（外賣、網購等等）。再者，對中國社會的大多數來說，即使在生活層面，只要過得去，就沒有去“折騰”的動力。
中國國家大，消化危機的能力也強，一般小的危機影響不到整個國家。因為個別危機影響不到整個國家，因此也不會得到重視，任其存在和發展，直到演變成為大的危機。
此外，和美國比較，中國也往往沒有有效表達“危機感”的機制。美國人是最沒有承受感的，一旦感覺到了危機，就表達出來，通過媒體等方面的宣揚和誇大就成為了真的危機感。中國社會具有強大的承受能力，大家對一般的危機感不表達，而對真正的危機感也無以表達，而是被遏制下來，無論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和美國相反，對中國媒體來說，“不是正面的消息就不是新聞”。
但正因為沒有危機感，就最容易發生大的危機。人們說，在中國，沒有危機就沒有變化，小危機小變化，大危機則大變化。這一方面表明了中國社會的韌性，但同時也表明了中國社會的致命弱點。直到大危機來了，人們才回應，但為時已晚，因為大危機對整體社會所造成的損害是巨大的。儘管如人們所言，危機也是機會，但這個機會所帶來的成本實在太大了。
這裡提出了一個問題，即中國可以把從“危機驅動型社會”轉化成為“危機感驅動型社會”嗎？如果要避免大危機及其大危機所帶來的巨大成本，做這種轉型是值得的，儘管轉型的困難也是可以預期的。
（來自／聯合早報 文／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