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二月革命》、《二二八民變》及蘇新（筆名：莊嘉農）所著《憤怒的台灣》 ，為諸多研究、探討二二八事件者所借重參考，但是這些書諸多虛構不實，而另一《台中的風雲》（古瑞雲著，筆名周明），內容亦諸多不符史實。這些書都有一個共通點，作者都是當時曾任中共在台灣的地下黨員，在二二八事件後，有的前往香港或其它地區，然後用文字來渲染當時國民政府多麼殘暴，由於當時在台灣談二二八事件是禁忌，因此，他們的書反而成為唯一的“紀錄”，在海外廣為流傳，成為海外“台獨”引述的資料。後來再傳回台灣，或在台灣再版，也成為反國民黨者醜化國民黨的工具。歷史就是這麼諷刺，在二二八事件上，“台獨”與共黨的立場幾乎一致，都把當時的國民政府塑造成無惡不赦殘暴者。
《憤怒的台灣》一書中寫到，“蔣軍第三飛機場官兵五百多人，看見人民武裝力量強大，不敢抵抗，派代表至‘作戰總部’投降，於是台中市的蔣軍全部被殲，所有俘虜，皆被收容在台中監獄，等候人民政權的處置。”
當時是台中“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李准慰，於二二八事件時會見謝雪紅等人而和平解決“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的危機。李准慰看了《台灣二月革命》及《台中的風雲》兩本書後說：“看了這兩本書後，大吃一驚，真是虛言虛詞，胡扯捏造，像這樣二二八的真相被扭曲，怎麼向台灣同胞，尤其是歷史所交代”、“《憤怒的台灣》為吹捧謝雪紅難免與事實有出入”。
高雄市文獻委員會，也於民“國八十三（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出版《續修高雄市志（卷八社會志）二二八事件篇》，其中之高雄地區二二八事件死亡、失蹤者名單，高雄地區二二八事件被捕或通緝者名冊應是事實。但是許多“民國八十五年”以後出版的書，專家學者們還是捨近求遠，就高雄市部分喜歡引用一些以往離譜的舊資料或荒誕不經的傳聞，也就是寧願繼續以訛傳訛、將錯就錯，令人費解。
《台獨》引述《紐約時報》三月二十九日報道高雄市之情形，指中國軍隊入街以機槍掃射民眾，到處掠奪、強姦、至少有數百人死亡。早在三月三日發出的電稿，台灣已有三至四千人被殺，三月二十八日目擊者的觀察說被害人數已逾一萬。不但如此，美國觀察家均認為他們的估計是保守的，實際的數目遠比估計的高。“一剛從台北到達中國的美國人說，從大陸來的軍隊在三月七日到達台灣後，馬上展開長達三日的盲目屠殺及搶劫。……到處有死屍。……不少人頭被割斷，身體殘缺不全。……屍體留在公園裡，中國人不准人將它移去。……數千台灣人被打人監獄，其中不少被細小的鐵線捆住，鐵線深割入肉。”
作者是小林善紀，日本知名的台灣史專家，在其《台灣論》一書中稱：“國民黨政權在一個月中，便屠殺了兩萬八千名以上的台灣人”。
柯喬治（葛智超）的《被出賣的台灣》一書，更是錯誤百出，其中有的是道聽塗說，更多的是自己的編撰，舉例如下“架在卡車上的機槍隊沿著公路行駛一二十英哩，向鄉村街道濫行射殺三天”……“有個外國人在台北東區的路旁計數到三十多具身穿學生制服的年輕屍體，他們的耳鼻被切掉，還有很多被閹割，有二個學生在靠近我門前的地方被砍頭”。“在高雄地區，國民黨強迫受害人家屬在大街上目睹親人被殘酷的處死”……；“在屏東市，整批將近四十五位在地方政治擔任各項職務的台灣人被帶到附近的一個刑場，事後從機場傳來一連串的槍聲”、“軍隊把一位台灣人代表捉來，又召來他的妻子兒女，在廣場上，讓他們睹親人被砍頭。”在宜蘭地區，“一大堆當地市民立刻被逮捕，那位醫院院長、一個醫生五位委員會同事及一百人以上的‘普通’的台灣人都全被處死”。“台灣的流亡領袖，控訴在三月裡有一萬人以上被屠殺，我必須假定不會少於五千人，加上自三月以來經因參與事件為藉口而逮捕及處死的數千人，這數目可能逹及經常由台灣作者所說的二萬人”
一位外國人自稱遍遊台灣，詢問販夫走卒、各行各業，有關二二八事件“大屠殺”的回憶。他說：“港都的男女老幼被迫跪在溪畔以機關槍掃射；花蓮一部客車被部隊強行徵用載軍隊，往台北途中，司機將車衝入大海，這個故事迄今仍為全島耳熟能詳；在台東有原住民部落因反抗國民黨，因而受到軍隊攻擊；幾乎所有學生的家族之中，都有親人遇害；高雄有二千七百人遭到屠殺……”。 看了這些文章，真讓人懷疑這些所謂的“外國人”是真還是假？
其他尚有諸多不實的報道與傳言：“三月八日船進基隆港，軍隊立刻架起機槍向岸上群眾亂掃，很多人頭破腿斷，肝腸滿地；基隆要塞司令率領部隊，割去二十名青年學生的耳鼻及生殖器後，再用刺刀戳死；國軍21師登陸了，從九日起，台北到處都是槍聲到處都是血肉淋漓的死屍、所捕平民四、五十人由三層樓上推下，跌成肉餅，未死者再補以刺刀；台北市被殺的約有二千餘人，大半都被慘殺以後被棄於淡水河裡，以致黃色的河水變了紅色；台中的蔣軍竟以軍卡數輛各裝載機槍、步槍，駛入市區、以機槍掃射市街；高雄的彭孟緝士兵在市區內見到年輕人就抓，然後以鐵線綑綁，若有反抗或不滿份子，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將其丟入海里；屏東的民眾先斷絕憲兵隊的水源，然後用消防隊的水龍管噴射汽油，進行火攻”。 稍微有常識的讀者應該可以了解，當時的政府軍與人民並沒有甚麼血海深仇，是不可能如此做的，但是這些謊言，迄今仍然沒有消失。
一位只有高中學歷的研究者張清滄，在自發性研究二二八事件後有感觸：“二二八事件之後至解嚴之前，這期間討論二二八事件是一禁忌，故不實的資訊以訛傳訛、將錯就錯，因此不實的報道與傳聞在所難免。解嚴之後，二二八事件是可以公開討論的，況政府也陸續公布二二八事件相關檔案，而相關論著、文章也陸續公諸於世，遺憾的是相關論著、文章所報道的仍諸多與事實不符”。
不僅如此，學者們在詳述二二八事件時，不負責任的也是比比皆是，這裡不提那些搖旗吶喊的學者教授，僅就幾位在學術界已有名望的研究者為例說明。民間研究者武之璋對此進行了嚴厲的批判。
一是張炎憲在仼“國史館”館長期間出版了一套《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在“序言”部分稱：“事件的元兇與歷史的真相早已呼之欲出，只是找不到白紙黑字的原始證據而已。”武之璋批評說：“張炎憲身為國史館館長，當時又是民進黨執政，館長找不到白紙黑字的證據，誰又找得到呢？既然找不到白紙黑字的證據，如何敢說‘原凶’已經呼之欲出呢？”
二是“國史館”另一本書《長官公署省參議會檔案彙編日產篇》上、下兩冊，編者是歐素瑛博士。編者在“序言”中嚴厲譴責接收大員的貪污及侵佔日產行為，甚至認為連產權清楚的台灣人房地產都橫遭侵佔，台灣日產接收法令與內地不同，使台灣人吃了大虧引起民怨等等，好像在日產接收問題上長官公署犯了滔天大罪似的。武之璋先生為此特別用了非常多的時間，將上下兩冊進行分類分析，將書中內容分為“台人企圖侵佔日產未遂之陳情案”、“法令矛盾引發糾紛案”、“日人軍方強佔台人土地要求發還之陳情案”等類，全然沒有編者所謂無理強佔台灣人房地產，也找不到一件影響台灣人權益的案子。
武之璋認為，以歐素瑛的學術水準，應不會寫出這樣一篇與書中內容完全相反的序，因而合理懷疑，上下兩冊書的編篡以及序言，“歐博士只是掛名，實際完全沒有參與，所以會出現與內容不符的序文。果真如此，是否也太負責任了？”
三是二○一五年“中研院”台史所出版一套《保密局台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共三冊。陳翠蓮博士在“序”中提及：搧風點火、反間、引蛇出洞、貪污索賄等情況。 武之璋也對此進行了查證，他細看了內容後，他認為無陳翠蓮所說的相關情況，並認為陳翠蓮誇大了保密局的功能。當年國軍戰鬥部隊在台不足五千人，分散在數十個據點，變亂一起，兵力不足分配。如攻打嘉義機場有二、三千人之多，守嘉義機場者僅一個班。以保密局在台時間之短，人員之少，只有蒐集情報的功能，所謂潛伏在叛亂團體中如林風者，除了捜集情報，並沒有發生任何作用。檔案中，也有不少保密局人員替當事人澄清案，如董貫志之報告 。檢舉流氓李金獅、台北機場技術員代為涉案家人保釋案為由的騙錢案。台南市警察局巡官黃長安暴動期間向酒家、旅社的募款案 等。
至於搧風點火、引蛇出洞等指控也與事實不符。因為保密局既無此能耐又無此必要。當時狀況急如星火，全省都已淪陷，縣市長不是逃亡就是被拘，政令不出長官公署大門，省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憲兵第四團長張慕陶、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及其它許多單位紛紛電告中央台灣情勢嚴峻，非派兵不足以平亂。這種情況下，中央已經有足夠理由派兵，何須保密局出馬引蛇出洞，製造出兵的理由，蛇早已出洞四處咬人了，何須乎再畫蛇添足呢？
台灣史專家戴國輝先生是這樣寫到，他為何走上二二八的研究：“當年的國府雖然沒有明令禁止‘二‧二八’的研究，但人人自危的社會氛圍下，當然就沒有人敢去碰它。當局對整個事變諱莫若深，極盡掩蓋之能事。經歷過‘二二八’的世代，對當年國府接收人員的貪婪殘酷與鎮壓事變時的凶狠毒辣，雖有極深的憎恨與惶恐，但在國府戒嚴高壓體制下的台灣島內，除了偶爾私下吐露幾句憤懣之詞外，只有噤默不語，不敢聲張；而戰後出生的世代則靠著父母輩的一些傳聞，擷取一鱗半爪，滋長出不斷增高的憤懣與抑鬱。‘“台獨”’人士則利用國府的不當禁制措施，置‘二二八’的歷史真相於不顧，反而利用其‘黑盒子’製造些神話，誇張失實地大作政治性的煽動蠱惑文章，有意無意地藉此製造仇恨，加深省籍矛盾，以求擴充政治資本，趁而建構其‘台灣民族論’及凝聚其‘台灣人意識’，企圖為奪取政治權力鋪路。這種作法只會造成歷史悲劇的惡性循環，無法療傷止痛，達到吸取歷史教訓的目的。”
戴國輝這段話，正好為其書名的副標題“神話與史實”做了最好的詮釋。二二八的謊言不要再以“神話”出現，回歸“史實”，才是台灣之福。
註：本文有關資料的出處，請參考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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